可以走向对话的一个哲学僵局：赵汀阳与张盾关于哲学批判的两种方案

崔平

绪言: 哲学精神的苏醒

说哲学是智慧并不需要智慧,真正的智慧是做哲学。在智慧的故乡希腊,是先有哲学思考,后有智慧说法的。智慧的本质在于对新的存在可能性的永恒兴趣和实际筹划能力。智慧具有批判结构。批判和知识创造构成智慧。在问—答中智慧才能活下去。所谓批判,就是追问根据和前提并努力消除前提,从而造就更高统一性和确实性的活动。智慧的批判要素必然把哲学引向存在的整体和终极关怀。哲学永远放眼绽放着的世界边际。因此哲学具有真正的历史性和消费性,只有不断地进行理论生产,哲学才能强劲和有用。停止生产肯定是一种哲学衰败。

在久违了智慧之后,与那些真诚地关切哲学并不满某些哲学的无智慧状况的人对哲学批判的倡导和尝试一起,赵汀阳构想的“思想批判”①和张盾提出的“存在批判”② ,直接形成了当前中国人哲学智慧的觉醒形势。

思想批判和存在批判构成哲学批判内部的一种回响。存在是两个人的共同追求。然而, 他们对存在的追问却依据各自的逻辑提出了不同的哲学方案。赵汀阳主要根据“知识论障碍”,断言“我们无法超越自己的思想,无法摆脱思想的‘本体论引力’”③ ,把存在的哲学限定在观念界之内,名之为“观念本体论”。它的任务是去“补写”使一个观念有效的条件,“由此追问一个观念是否有效以及有效的限度”④。而张盾考虑思想根据的无限倒退性和观念与存在的异质性,认为在观念界不能达到可以终止批判的存在性⑤ ,所以主张在对存在本身的直接考察中确定存在的构成原理,并称之为“构成存在论”。这样,在两个批判之间,形成了互相否定对方哲学路线的根本对立,具有相互取消性,而在逻辑上又都具有各自理论的自洽性,不具有在各自立场下合理处理分歧的可能性。虽然赵汀阳已经声明放弃了他以前提出的观念本体论,但是,他的思想作为严肃的逻辑思考,本身应该受到尊重并加以认真对待,并且,他并没有收回据以反对张盾构成存在论的理由⑥。所以,中国的哲学批判似乎在其方兴之际便出现了阻碍其发展的思想僵局。

哲学批判需要创造对话的条件从而寻找推进批判事业的契机。

1、 解析“知识论障碍”

因为我们只能以观念来思考一切,反过来,一切“事物”都必须通过我们的观念而被我们所把握,所以,我们不能超越自己的观念而达到关于实在的知识,所知者唯有我们的观念。这就是自古希腊以来,西方哲学为人的认识活动所设立的界限即“知识论障碍”。它一直左右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赵汀阳继承了这一论断,并据以作为元哲学原则来指导哲学设计,同时以此反对张盾“直接说出存在”的理论企图。如果不能在某种意义上终止知识论障碍的强劲逻辑效力,那么不仅张盾的思想处于无根基地位,而且就是赵汀阳哲学思考的消极结局都成为对我们有约束力的范例,即观念的存在性不能再问,而这无疑使哲学丢失一块沃土。

知识论障碍有其常识性的分类学前提。人们把事物分为物和人,进一步在认识论上把人看作是思想者和观念的拥有者,而物是思想的对象。这种认识和被认识的关系实现于在存在层面上物与人的自然因果作用关联,即物作用于人而在人中形成自己的现象,只有现象是物对人的直接现实。更精细的认识理论认为,这种现象是零散的物性的对应物,它还需要人的有综合力量的主体性的积极作用,才能提升为知觉和知识。在这套理论中,物或者说实在和现象的划分是其核心,认为观念所把握的仅仅是实在的现象,而超越性的实在是不可能被思想所切中的。可以肯定,这种认识论的怀疑主义是人们关于认识发生的常识观念系统所隐含的,从中很容易必然地引申出知识论障碍。只要不怀疑和批判常识,它就是不可反驳的。

对认识发生过程的反思使人们发现了知识论障碍,但知识论障碍本身的反思水平并不是彻底的。它据以出发的基本概念不是意识界的原始观念,而是有前在前提的观念。物和人都是经验存在概念,甚至现象、观念和主体性都是对一种存在的指示。显然,它们的确立本身已经运用了存在概念,但存在本身并未得到反思和探讨。进一步,这些概念本身也仅仅处于经验指示水平,而并未对它们的意识形成史和内在构成作出严格考察。知识论障碍据以作为基础的这些概念具有经验粗糙性。对经验粗糙性的常识性满足掩盖或回避了一个逻辑问题:既然设置知识论障碍的主观意识已经运用了超越的存在概念,又怎么能否定对存在的认识? 在此有一个悖论即观念设置了一个它所不能知的观念。存在概念被它所适用的概念联合起来排斥表明,存在概念作为观念的发生史及其意义需要澄清。哲学批判在设计其批判方案时,不能在“存在”这一重要环节上放弃批判态度。从知识论障碍在其前提观念中已经运用了存在概念可知,存在概念已经在先建立且为意识所知,知识论障碍至少在形式上是半截子批判—— 从超越的存在观念和主观性思想的区分开始——的结果,尽管我们对彻底的批判——存在概念的意识起源尚且不知。

与知识论障碍相关的概念及其存在论上所设定的相互关联关系的有效性是可疑的。在思想上,既然知识论障碍断言超越的外物是不为思想所知的,那又怎么设立起作为其前提的特殊的存在物概念? 即使承诺这些概念,那也不能使知识论障碍产生的认识发生论得到必然确认。物作用于人产生生理心理的现象这种理解所建立的是因果关系序列,其根据是现象性观察,支持其必然性的内在机制并未显现,而且至今没有被有效揭示和说明。物与人怎样作用又怎样产生现象,这一实在—现象转换过程和确定方式对认识还是个谜。就心物为不同形态的事物,不能实现连续观察而言,心物关系的科学式研究永无希望。质言之,这一因果系列仅仅是偶然的经验关系。甚至,作为经验关系,其认识论上的观念合理性都有待批判和确证。因此,所谓实在与现象在认识论上的不可通断言是独断的和匆忙的。

除去上述存在论序列所带有的可批判性之外,知识论障碍还有一层其前提概念中的认识论序列所包含的可怀疑性。经典或精致的认识论哲学认为,现象还不是有效的意识存在,它还需要经过人所具有的认识主体性的作用给与综合形式,才能提升为关于实在的知觉和观念。这个主体性是基于思想的逻辑形式而设立起来的,是一个认识构成关系的推设。观念的主体性被作为知识论障碍的一层重要根据。但是,主体性与现象的作用关系甚至主体性本身的规定,却一直是哲学所寻求的。赵汀阳的“创造方法”在实质上就是这一寻求的现代形式。因此,知识论障碍至少在认识上犯有窃取论据错误,把有待证明的东西当作已经确定的东西加以使用。

如果我们再把上述的存在论序列与认识论序列联系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形成物—人—现象—主体性—观念这样一套序列,完整表达知识论障碍的较严格的理论前提,那么又会显出更深层的问题。在这一序列中,现象的解释并不像它的概念那样简单和容易决断。由于现象处于存在论和认识论的接洽处,其性质地位不易处理。困难在于,与其同时相关联的人和主体性两个概念分别为存在论概念和认识论功能概念,很难解决它与二者相适应或者说被二者所拥有的问题。作为人这一自然物的所有者,现象应该是一个物性的东西,比如说生理心理学的东西。但作为主体性作用的对象,它应该是一个在认识论层面上有意义的东西,必须具有意识形式。然而,在自然常识中,这两种不同的东西是异质的,不可能有相容性。换言之,现象不可能保持同一性的存在却能够同时被“人”和“主体性”概念所接受。对这种困难一切细心的人在康德的纯粹感性论中都会感觉得到。如果强行设立“现象”是某种为一的东西,那么要保证它对人和主体性的有效性,就必须设立人与主体性之间的平行协同关系,把存在作用与认识功能作用视为一物两面的并发作用。这样理解的有效条件只能是现象同时是属人的物理生理结果,又是属于主体性的作用结果,因为现象既依赖人,又依赖主体性作为存在条件。然而,进一步,如此设立双重所属关系的有效条件是人等于主体性。结果,主体性在概念序列中被抛回人的位置,是与人同一的东西。但人的物性和认识功能的分离和结合是一个问题,不能因为它们同属于“人”的指示物就设想它们可以自动联接。人作为物的所指与主体性所表达的东西异质。人作为经验对象概念,其所指物(而非其概念内容) 提供了主体性这一抽象概念内容的空间,在存在上大于主体性。简单讲,人并不等于主体性。人的机体不能直接兑换为逻辑机器。

综上所述,知识论障碍的依据起始于超越存在的设定观念,而存在概念本身的形成和性质并未得到澄清,且其所用为前提的诸观念间并不具有同样被用为前提的那样的可接受关系。

因此,知识论障碍具有常识直观性,但缺乏理性必然性,必须中止其对哲学的强劲约束效力。那么,能否以思想来建构关于存在的本体论? 尽管以一个具体的存在本体论体系来证实这一问题是一个本文所不能尝试和承担的庞大工作,但是就问题的脉络探讨其逻辑可能性,却并不是不可企及的。思想的存在和超越性的客观实在是存在的不同种类,而存在概念居于思想之中,是思想的一个观念,并且即使是超越性的实在观念也是思想的一个设定,是在与思想的存在实际性的比较中而设立的。因此,不管是一般性的存在,还是超越性的实在,都在思想本身当中有其位格。我们所谈论的存在,必然在思想中有其规定和根源,而且存在论哲学的任务也只能在这一概念所指示的范围之内。存在论哲学的可能性和适宜道路必须依此确定。而且,思想在运用着存在或实在概念,这也就是说,它拥有“存在”或“实在”的构成条件和内容。所以可以断言,具有在思想中把存在或实在的构成原理揭示出来的存在论基础。这一点正是张盾把存在“直接说出”做法的存在论根据。

在存在的超越意义和谓词之事物内容的规定性意义上,存在不是谓词。这是康德“存在不是谓词”命题所要表达的东西。存在不是观念的构成性内容,也就不能与观念内的个别特殊性内容发生作用和关联,而是针对整个观念作一种外在断定。存在在观念之旁,它不能按照其意义把观念内容“带出”。存在并不把自己的效力施及属性,而仅仅施及属性的抽象指示作用。存在完全不着眼观念内容的特殊性而就观念的其它非构成特性建立自身。研究存在本身即脱离开观念内容特殊性的存在本身,是存在论优先于观念本体论的任务。就观念作为意识存在也在存在所指之下,服从存在本身的原理而言,存在使意识成为可能,是观念显现的条件。因此,存在是一个先验概念。而作为先验概念,也不涉及内容特殊性本身。所以,可以有另一个重要命题:属性不是存在的谓词。观念的属性内容并不包含在存在的断言对象中。换言之,存在断言按其本意并没有承担把观念构成内容的特殊规定性同一地设立为外在超越物的责任,它仅仅抽象地设立观念所指的超越性。存在所表达的内容不包括或者说不考虑观念构成内容的特殊规定性。由此可以决定,存在论不应关注存在之“怎样”,而只应限制为存在之抽象的构成形式。存在论应该是抽象的,只考虑存在断言的功能而不考虑观念内容在超越性设想中的有效同一性,即只考虑观念内容的特殊性所具有的差异指示性所确定的指示的有效性。存在观念不设置观念内容的同一双重化。把一个观念的内容带入这观念的存在论论证之中,提出思想与存在的同一问题是过度的存在论,混淆了存在断言的目标与观念内容的界限。这种混淆往往被一般的存在断言所鼓励。比如“, 那里有一只白色的鸟”,它一般被认为是整个断言内容整体地向外投射。但这是误解这句话意义的结果。它仅仅陈述了一个观念的有效性,即按照指引条件,产生这一观念的必然性。

依循对存在论的厘定,可以发现观念本体论主题和目标的成败。赵汀阳要建立关于观念内容的内容逻辑⑦ ,这使存在论直接涉及内容特殊性。显然,要构造一个以内容特殊性为函项的存在论即是要确立内容特殊性之间的相容相成的积极有效的公式,这是不可能达到的。特殊内容间的存在性结合本来就是绝对特殊的。同时,他所试图寻求的“创造方法”具有浓重的逻辑操作意义,不能超越批判要求,即不是一种成功的“使存在”方法就能达到批判的限度。这一结构很容易进一步引出其主导者问题。只有“使存在”的“谁”,才能让理性安顿下来。这“谁”即为存在本身。存在(的形式) 使(具体的存在) 存在。这一程式把思想的主观性挤出而终结一切怀疑。观念本体论在主题和解题方向上都偏离了存在本身的指引。这种偏离的后果是一切沿所定方向的工作都在逻辑上无效,因而使观念本体论哲学无事可做。

二、哲学批判的转向

　　观念本体论的问题即观念的存在性的建构是观念界的现实问题。这个问题以不同方式纠缠过那些伟大的寻找确定性的心灵。相信对它的思考也一定能使一个人伟大起来。必须尊敬和保留这一问题。但观念的存在表现为对观念的信念,这是一个意识状态的问题,而不是知识问题。如果说基于知识的本质在于综合,其形式为判断,判断涉及的是观念的意义并表现出逻辑性,从而把知识批判建基在逻辑考察上是合理的话,那么观念批判就已经超越逻辑,逻辑已不是一个有效的着眼点。观念批判必须独立地开创批判之路。这一问题牵出存在本身的存在论问题,因为观念的存在性作为特殊观念的赋性,仅仅是存在概念的运用。

观念间的存在关系表现出逻辑性,但逻辑性的根据具有单向性和开放性,其形式总是两者间的,其中根据项总是暴露为无根据的,因而要求根据。受这种存在方式所决定,逻辑具有无穷后退性。正像张盾所看到的那样,观念存在论的根本困难正在于此。只有设置循环,才能制止后退。但理性不接受循环式根据,总视之为撤销根据。逻辑循环的结果是自因,而自因从思想形态看,具有内容的独断性。对此不耐烦的哲学家索性将其视为存在性而加以容忍。但是,在存在与逻辑的关系仍然搁置不论的情况下,这总让人感到非常蹊跷。逻辑,尤其是广义地把存在必然性作为逻辑内涵的那种逻辑,把一切思想内容都置于相关地位,拟制为并存的东西,在这一条件下来关注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对于逻辑律本身的消极限制“不能同时说⋯⋯”中的“同时”,其所指就是对象内容的空间性并存。而辩证法就是在“不同时”这一角度上摆脱了内容间的直接逻辑相容要求。对于思想内容,要进入逻辑领域,必须获得共同在场关系。思想在流动,观念在主观性的实存领域不断沉没与浮出,它们之间并不具有逻辑所要求的同时在场形式,但为什么在反思中对它们采取逻辑立场? 其机制在于,思想的反思环节对思想施加了存在变样作用,将它们视为具有客观实际性并拟设为共存的和有关联效应的东西。逻辑以存在拟制为前提。

思想在其求根据的时候是以实在与观念的区别为存在论基础,以对思想有效性的怀疑为前提,并以消除这种怀疑为目标的。怀疑按其设事结构,其理想即为存在,从逻辑到存在是思想的使命,逻辑仅仅是勾连存在的道路。逻辑思维以怀疑为起点。怀疑针对的是思想的设定内容,必然是具体的,因为观念是个别化的,而非无限整体或者说不可分的大全一体。所以怀疑必起于一个观念。这种怀疑论的思想结构决定它的理想是诉诸外在支持,具有方向性、片段性和选择性,并且因为不能直接撤消自己而直接把被怀疑的东西引入根据之列,所以坚决拒斥循环形式。因此,在逻辑中,根据表现为对单向关联的诉求,而其方向和关联中的一物之地位,视思维的起点而定。但是,截然不同的是,存在按照其意义,当其有所指涉时,意味着所指内容间的并置。换言之,一切在一个存在概念统摄下的内容都具有空间性的共同实存关系。存在以并置为构成形式,内含协同性和封闭性,凡存在必本然地自身规定为有限内容的同在。因此,存在不仅是使逻辑可能的前提,而且自身包含着不同于逻辑关联的形式,以同时在场而相互关联构成自身。逻辑根据是一种思想根据,而这种根据向自身根据的过渡必然表现为关于可接受的构造形式的超越,即由单向开放转变为协同关联。

寻求根据的思想在存在那里消除了自己继续存在的必要性,因为它遇到了解除它的活动的封闭性结构,在此结构中,不再有思想去设题的余地,消解了其寻求根据的事务。存在以其相对逻辑的前提地位和与逻辑不同的存在方式终止思想的逻辑要求。张盾的“构成存在论”把批判从思想转向存在,是有内在合理性同时也是有前途的一个哲学决断。在此,哲学幸运地提出了自己的真正问题。

虽然存在可以言说,甚至可以“直接说出”,但毕竟这种“说”也是一种思想,不能因为自己的存在身份而免受思想规律的约束。然而这种约束不再是观念间的外部关联,而是随存在意义转变为内在的内容构成关系,因果关系自然被排除在外。对于既定的“存在”来说,构成就是对存在的显现,而说出这种显现也就是依序阐明切近它的分化性内容,从而逻辑的约束就转换为层次的约束。其相应形式和目标就不是对根据的设置,而是对构成内容的下行式陈列。由于这种研究是针对一个思想对象的,所以不能以普遍性和特殊性这样一对经验范畴来规定处于不同层次上的内容。构成内容间的包容关系折射为思想中的由此及彼的“指示关系”。上层对下层的作用方式为约束,即必须如此才能适应之,而非带有存在分离性的产生和制造。这种研究方式带有封闭性,即其结果和可能的发展被封闭在所确定的单一对象之内,不能连续地过渡到其外的对象上。由此说来,在论域的对立形势下,张盾的存在研究就不能实现其包容观念存在论的雄心。这是他的构成存在论对观念本体论的形式性局限。张盾切除思想论域正像赵汀阳切除存在论域一样,是一个没有必要、不能获益又损害自身的思想设置。与产生知识论障碍相对,可以相对称地说张盾制造了“存在论障碍”,即他站在存在一边而送掉了观念界。过去思想论域被人们解释成第一人称的,从而设置了一个摸不到的空疏的主体性幽灵。但思想的存在可能性不止于此。比如,如果我们设想意识内容本身具有相互作用的性质,那么不就像万有引力的发现把上帝之从物理界驱走一样,而为没有主体性的意识学敞开了大门吗? 如此,就完全可以谈论意识本身的存在论。反叛主体性哲学的道路是可以作不同设计的。就张盾的反叛方案而言,牺牲掉了对哲学来说很珍贵、很重要的一个论域,如果严格贯彻将禁闭一切言说之路,因为任何思维都必然采取思想的形式,而任何思想对象也必然采取思想的形式进入论域。存在论障碍的后果是无话可说。如果没有误解的话,在某种意义上,张盾已经以申明他的存在原理的“空洞性”的方式对此有所感悟。

存在是哲学的第一主题,哲学史上有形形色色的存在哲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存在哲学名下所做的都是同样的哲学。存在的意义或者说存在一词的不同使用把存在哲学导向不同的方向。第一,存在有其纯粹意义,即存在本身。第二,存在也被用于存在者的构造和显现。第三,存在还被用来描述存在者对存在概念的分有即作存在性使用。相应地就有海德格尔基础存在论那样的追问存在意义的哲学,亚里士多德研究存在之为存在的哲学,笛卡尔形而上学沉思那样的推导存在性的存在体系的哲学。就三种存在的意义之间的存在论关系而言,存在本身的意义优先于存在的特殊表现样式,被亚里士多德称为本质的东西,只能按照存在的要求去安排特殊内容间的关联。而存在样式又优先于存在性判定问题,推论一个存在者的存在性只能以某一存在者对存在的具体占有为基础。赵汀阳的观念存在论显然属于存在性哲学,而张盾把存在哲学转向亚里士多德的方向,但抽象掉存在者的特殊性构造,研究其已成就的存在的显现样式,从而呈现向纯粹存在论靠拢的倾向。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在一个具体性的所指背景前提下有针对地来开展存在论题。

三、批判的可能结构

　　批判源于对存在的追求,而哲学充满了怀疑精神并雄心勃勃地要消除精神的怀疑。这使哲学自然走上批判之路。哲学要把握一切这种知识论企图折射为绝对存在———在无条件性和完满性双重意义上———这一存在论理想。从怀疑到存在这种程式预制了哲学的实现方式。实在与思想的划分或对思想主观自由性的怀疑,是批判要求的根源。这一怀疑结构把一切特殊观念即对事物进行断言的判断置于不可推为依据的地位。因此,批判在根本上反对引入和最终依靠一个具体观念作为批判的归宿。其结果是直接限定了施加批判作用的开端,使得批判不能以独断一个观念的方式进入批判程序。批判必须带着怀疑去迎接存在,并以之为有效前提。如果把前提这术语专门用于指作为思想根据的思想,那么批判的怀疑就是要求无前提。批判的怀疑结构取消了一切观念的根据资格。在这个意义上,前提损坏批判精神。批判是要求确定性的理性对思想的要求,是一种合乎理性的理论结构。但是,批判所要求的无前提性和怀疑,不是要拒斥某种可能的内容于论域之外,相反,理想的批判却要求自己的有效性施及一切对象。残缺的有效论域只能导致批判的残缺。批判中的怀疑只是限制根据的独断性,拒斥一定的观念在不恰当的秩序中出现,它最终要重新把它们置于批判序列之内。直言之,它们不是作为根据的取用对象,但却是批判理论的开展对象,即在批判中把它们从怀疑中解放出来。在批判中绝不取消任一内容,而只是暂时防止它们不经检查地溜进存在性领域。批判的残缺必然导致批判语言的贫乏乃至失败。

如果要使一种对研究对象的限制性切除有必要和有收益,就必须阐明所剩思想材料的属性关联变化,从而积极地展现出一种新的思想活动的道路性强制,并制定出可遵行的思维规则。胡塞尔试图这样做,但没有成功,这也是他整个现象学之路失败的根本所在。他终止“存在”的效力,从而对意识实施还原,但是又不能清晰地描绘作为现象学剩余的纯粹意识领域的意义变化和所透露出的新的思想道路,更没有依此制定出可操作的对一般思维的限制模式。因此,本质直观或流于神秘或滑向老套的归纳。实际上,胡塞尔的思路存在着严重的混乱。存在是逻辑的条件,悬搁了存在也就撤销了意义的可逻辑处理性,但他研究的初衷却是纯粹逻辑。另外,存在也是设想因果关系的前提,悬搁存在必须撤销意义领域里的因果关联,但作为他研究基础的意向活动—意向对象模式却内含着一种因果理念,因此他断难从悬搁存在出发为现象学制定取消因果关联的规则。然而,现象学描述作为对被给与现象的分析,如果没有理解错误的话,只能是一种构成描述而绝不应该包含一种因果关系。

观念具有主观性,而观念却在断言一种普遍性的意义内容。由此,在观念的形式和内容之间,产生了怀疑间隙。批判就是要确定地消除观念的这种内在的存在困难。因此,批判的宗旨在于观念的存在性,着眼点落在观念之上。也就是说,批判的终极任务是解决观念的有效性问题,观念是批判的对象和核心。就此而言,赵汀阳的观念本体论努力闪耀着一种哲学气魄。

单纯就批判的目的讲,一般地制定观念序列,使所批判的观念在这一观念序列中通向存在,就充分地实现了批判,构成批判的合目的形式。但这形式可以有不同的构造方式和途径,而这些构造方式之间的批判效力并不是等价的。从批判的施与范围上说,批判可以有逻辑批判与先验批判的区别;从切近所批判观念的方向上,批判可以有分析式批判和综合式批判的不同;从创制观念间关联的方法上,批判可以有独断的批判和理性的批判之别。这些不同的实现方式统一地根源于批判本身的结构。批判有其所向,这就是其怀疑结构的关联项———关于事物的观念。根据批判的结构和对纯粹存在的阐述,怀疑一个观念也就是怀疑和追求它的指示有效性,而指示具有处于差异—关联背景中的一个确定内容点这种结构。如果该观念有其存在性,那必然有它与其它观念内容的连带—指引性关联。而存在按照其同一地把自己施及并存内容的性质,必然通过一个观念的存在性而设定与之相关的另一观念的存在性。因此,批判所要求的根据首先表现为与被怀疑观念同一形态的观念,即构造观念间支持这种逻辑关系,并以具有存在确定性的观念为指向。因此,批判的最初形态即为逻辑批判。逻辑批判涉及内容特殊性的存在合理性问题,是关于特殊规定性的批判。但是,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逻辑批判的逻辑性质使其隔绝于存在,不能通向批判的目的地———存在。要解决逻辑批判所不竞的任务,关键在于领会到问题的实质在于逻辑批判所贡献的是观念间的联系,而观念的存在性问题毕竟是观念自身的构成有效性问题,即是否合乎意识所制造和拥有的存在概念问题。这一存在概念就是使意识存在成为可能的东西,从而是一切观念合理性的条件,它抽象地存在,保持其对经验知识特殊内容的纯粹性。因此,对这一存在的追求是一种先验诉求,它所构成的批判可以称为先验批判。先验批判构成一种康德式的追问,但不是普遍必然的知识如何可能,而是(意识) 存在如何可能。在先验批判领域内,观念存在性的问题才能得到一个总的解决。

批判以怀疑结构确立自身,怀疑具有严格的对观念领域的普遍有效性。而批判作为一种思想活动只能活动在观念形态上。这给批判提出了一个严格的要求,即必须用非断言形式创造断言的条件。也就是说,批判事业产生了自己特殊的开端问题。这一问题以其“用非断言形式创造断言的条件”所显现的怪异性,就足以让人感到它的苛刻、严格、狭窄,是对人的智慧的挑战。批判开端问题的挑战性常常逼迫人们做出不严格的批判选择,也就是不理会批判本身的彻底性要求,径直以断言启动一个具有批判功能的观念序列,比如斯宾诺沙。以这种方式所建构的批判可以恰当地称为独断的批判。虽然批判开端的问题是极其困难的问题,但是每一个有健全理性的人却都感觉到了这个问题。因此,独断性必然损害其理论力量。相反,如果努力满足批判本身提出的开端标准,以一种恰当的怀疑方式找到一个不可怀疑的断言,且这断言就从这怀疑当中生产出来,那么由此开始的批判活动就是合乎理性的,可以称为理性的批判。理性的批判相对独断的批判不会仅仅是单纯的形式变样,而是有它内容上的丰厚收获,因为它所多出的怀疑是一个思维过程,必然有内容产生,否则向断言的过渡就是不可能的。

把一个观念置于一个有批判功能的观念序列中,从而完成对该观念存在性的判定,这是批判的职事所在。但是,这仅仅是批判的功能发生形态,从中并没有提示这个观念序列的形成方向。根据批判的对象具体性,所批判的观念已经给定,需要构造的是与它相联系的观念序列。因此,可能的批判操作方式只有两种,或者从所批判的观念开始向整个批判的观念序列延展,或者从所批判的观念外的某种观念开始去切中所批判的观念。这两种不同的开展方向带来不同的批判结构。前者寻找所批判观念的上位观念,即作为使其成立的条件者。与所批判观念的特殊性直接相关,其后续环节寻求被确定为根据的观念的条件,依此类推。这依赖既有观念间的既定关联,是对这种关联的分析和展示,因此可以称为分析式批判。分析式批判在其出发点和过程中针对的是内容的特殊性,排除不掉特殊性,不能向普遍有效的东西过渡,其内容总表现为一个特殊的断言。而且,它作为开端的怀疑点已放置在所批判观念上,继而以寻求同样形式的断言为展开形式,所以无法结束断言进入怀疑状态。因为断言不可能导致怀疑, ———断言在思想形态上强于怀疑。也就是说,不能用怀疑结束批判以作为结束逻辑的根据要求的形式。因此分析的批判跳不出寻求根据这种逻辑要求的范围。而在批判效力上,由于在逻辑上从特殊性到特殊性的关联可能是多样的,所以这种批判本身也逻辑地带上了特殊性,令人怀疑它的普遍必然性和完备性。与此大为不同的是,如果采取所批判观念外的某一观念进入批判,则观念的展开序列采取推向所批判观念形式,不受所批判观念内容特殊性的牵制,有可能选择批判的开端,同时能够在完全把握观念的发展可能性中推进批判。这样的批判其效果表现为普遍对特殊的统摄,因而可称为综合的批判。这样的批判剔除了偶然性,创立了完备性和必然性,具有能够完全满足理性要求的理论力量。在综合的批判中,由于它相对于所批判观念的给定性是自由的,具有为推进批判创立观念的权利,所以不仅仅是形式的构造活动,还能够成为生产内容的批判。分析式批判与综合式批判不是互逆的,构成批判的观念序列不会同一。分析的批判所能达到的极限是对最终根据的指点,而不会是对它的具体揭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导论》的不同价值具体地说明了这一点。《导论》绝达不到《批判》的丰富内容和理论力量。

批判要求封闭。封闭的批判要求展开内容的逻辑有限性,就是说,进入批判的内容的相关性不应该是开放的,应该直接或间接地被限制在一个观念之内。否则,批判就将陷入抽象的“间性”(如赵汀阳的观念间性、张盾的存在者间性等) 之中,它的开放性必然破坏批判的封闭性要求而推动批判寻求无穷的相互依赖性,从而因其无望而搁浅批判本身。这种困难用存在论的话说即为部分与整体的循环。当前赵汀阳称之为哲学的特征,并用“一个或所有问题”即解决一个问题要同时解决所有问题,而解决所有问题必须分别解决每一个问题来描述它。亚里士多德的属加种差定义模式的诱导与从特殊观念开始进行独断批判相结合,必然产生哲学的这种尴尬。关于存在者的构成性描述和分析,是避免这种存在论循环而健康地推进批判的有效道路。可行的批判因而必然是一种以内在构成分析为范式的批判。批判起点的选择因而变得至关重要,它必须是可独立进入的一个观念或者说事物。

从批判的结构方面可以更加清晰地分辨赵汀阳的观念本体论和张盾的构成存在论的一般性理论特征。观念本体论试图从知识的逻辑批判过渡到使基本观念成立的创造方法,不论这种创造方法的性质定位如何,显然其方式属于分析式批判。如果考虑其所期望的创造方法亦属一般逻辑领域,位列观念之中的话,那就是纯粹的逻辑批判。这一点已经被他拒绝一切形而上学式的先验考察所佐证。而就他拒绝一切前提的彻底批判精神而言,是在作一种理性批判的尝试。有所不同的是,不像赵汀阳那样在元哲学层面上做关于观念的存在批判哲学的规划,而没有着手去建构一个批判体系,张盾径直去实践一种批判,实际建立了一种存在哲学体系。张盾的哲学理论反映出他试图直接断定存在的最高原理,然后把批判推向较低或者说较具体的内容。这透露出批判的综合方式和独断性。而就其把存在原理看作一切存在性的基础来说,虽然他本人不把存在概念理解为意识内的并作为意识存在基础的东西,但也可以在某种类似意义上把他的批判看作先验批判。他们两人共同分享实在和思想这一常识性区分,都信仰认识论意义上的直观,但各自对哲学的论域作出了相互对立的选择,其结果是分裂了批判。而他们各自理论的批判价值在对批判形式的归属关系中已经基本显现。

四、哲学批判的理想

　　哲学是什么,这一直是模糊不清的。就哲学以探讨存在为己任,同时又是一种思想而言,它关联着批判的主题。批判理论包含“哲学”问题的判定基础。在可能的思想全书中,“哲学”是位列批判之后的问题。因此,批判的性质,比如是否属于哲学,也只有在一种批判实践之后加以确认。由此可见,批判实践与其理论宗旨相一致,享有绝对自由,即它要决断一切,而不被在先决断。以“哲学”来限定“批判”,只是为着一般地借通常感悟来标划其思想活动的差别性样式以及该当从事这事业的社会专业集团,而不意味着有什么可以在先限制批判规划的东西。

批判的内在关联项是思想和存在,这为批判的怀疑结构所决定。存在本身不是问题,这一断言仅仅在存在之超越的实际性意义上才正确。就存在作为概念而处于思想界而言,也可以构造关于它的问题。因此,批判没有先天可以享用的立足点。

从事批判有逻辑的和先验的,独断的和理性的,以及分析式和综合式这些可选择的方式。每种方式无疑都能为批判作出贡献,但并不能同等地完成批判。先验的高于逻辑的,理性的优于独断的,综合式优于分析式。综合式、先验的与理性的是相容的,而逻辑的、独断的与分析式是一致的。如果出现不同于这两种批判方式的组合序列,必将造成批判的内在困难。理想的批判实践立足先验视角以彻底的理性精神作出综合式批判。在批判结构中,存在高于思想。因此,批判应该自“存在”始,而就存在本身亦构成问题来说,批判应该首先设置对纯粹存在的批判。就绝对不沾染具体观念的构成属性而言,这批判必然是纯粹形式的。因此,应该恢复海德格尔的存在研究方向,追问存在本身。批判在这里要保持存在批判的本份,不涉及能行的决定特殊内容组合的法则,其结果以检验标准的方式发挥效力。

前面已经提及,存在被思想使用和作为问题提出说明,它已经被思想所切中,属于思想世界,只是当前的存在批判所指向的纯粹存在还没有从中被析取出来。既然纯粹存在属于意识, 而意识作为一种存在也同时被这纯粹存在所断定而确立自己的存在身份,那么意识的存在本身就同一于这纯粹存在。意识正是意识到自身的这种存在形式而将之作为存在概念的。这就是被许多哲学家作为感悟而当成事实的那种“人领悟着自己的存在而存在”“、人是对自己的存在有所意识的存在”等说法的存在论根据。这些提法一直未能把人们引入恰当的存在论领域, 发挥应有的存在论作用。其原因在于,没有敏锐地区分其中两个“存在”的不同位格,即作为纯粹存在的第一个“存在”,和作为特殊样式的人的存在的第二个“存在”;也没有区分意识的存在与人的存在;更没有分辨和确定纯粹存在直接归属于人还是意识。其后果是其中最卓越的哲学努力也不过是用“人”的存在取代意识的存在而作为存在追问的线索,因此错失了把握纯粹存在的机遇。意识的存在形式与纯粹存在的同一这一存在论结构,与存在作为思想形态而被提出一起,展露意识存在为存在批判的恰当切入点。意识存在具有不可取代的哲学批判价值。在此,意识作为存在必须以其实存样态来考虑,也就是必须保持与意识所指的那种东西的实存相关的一切东西,把它的主观性因素和客观性因素一并保留下来。现实的意识是在主观性下显现出客观性的作为普遍意义的观念的。如果考虑观念的上述双重意义,可以说我们正是用(主观的) 观念去思考(客观的) 观念的,脱离主观的观念而作为纯粹客观意义的观念绝对没有意识现实性。所思者是客观的观念即意义内容,但思却是主观的,而二者并不能抽象地存在和作用,只能是客观的意义在主观形式中实现其被思。观念的主观性并没有客观意义之外的独立存在性。在意识的直接存在层面上,主观性的观念实存就是当前客观意义内容整体。意义建构观念的主观性。观念的主观存在也就是其意义的有限存在。观念的主观性状态恰恰是存在的消息。对意识存在进行批判,是要分析其本身的构成形式,作一种内在构成分析,因而与对它作任何外在因果关联考察没有干系。在这种批判观点下,意识是我的意识这一命题已毫无价值,人称性范畴对意识存在批判完全丧失效力。由于“人”的存在不同于“意识”的存在,以“人”的存在为分析对象必然相对于意识错误地增添特殊性内容,如由人的构造所决定的生存可能性、特殊的价值判断等等。过去那种试图从人的生存入手捕捉存在的作法都犯了不当地混同“人”“、主体性”和“意识”的错误,从而不可能有真正的结果。通过意识存在所进行的纯粹存在批判,由于是在思想之内,从而必然关联观念,不存在向观念本体论介入的存在论的和认识论的障碍,而其存在论本身也须借重于思想观念。批判的对立可以在对批判的彻底的推进中克服。

理性严格性是西方哲学一以贯之的工作标准。它是推动哲学体系建构的力量。中国的哲学应该积极接受这一标准,从而在方法上保证有自己的哲学建树。对于意识存在的批判这一主题向中国人所提出的一个特殊要求,就是自觉贯彻对批判的理性设计,努力寻这一批判的怀疑开端,即怀疑什么及怎样怀疑。这一怀疑不能采取取消某种东西的存在这种形式,而只是对那些无关开端的东西避而不论。怀疑必须能够引出所批判的对象的存在。怀疑不是指向怀疑本身,而是指向被怀疑者———一个思想的存在。怀疑本身排除了对事物的断定式思考方式。因而其具体样式为对被怀疑者不是断定而是提问。提问是怀疑的积极、肯定形式,区别于笛卡尔式的否定方法。纯粹的提问形式限定怀疑为纯粹的思想。怀疑不允许进行存在的和特殊关联的断定,因而,怀疑这一思想事件必须采取停留在观念所指之内的形式,即把自身限定在所批判的观念自身之内,唯此,才能保证怀疑进程本身的正确性,即提问的方向恰当性。因此,怀疑的思想过程属于分析的过程,排斥综合命题。怀疑必须保持其分析的真性。分析性的前进表现出被分析内容的深层力量,分析性关系展现出其所涉及者。而以包容关系为中介,每一所遇都必然呼应着初始内容,享有初始设定的观念的意义。怀疑必须具有完备性。联系批判的理想结构,完备性的怀疑必须起始于批判结构中的最高概念——存在。从而以存在为怀疑开端的批判能够发展出某种存在断定。这断定即超越怀疑而给思想找到一个构成分析的批判起点。

批判的功能是产生新的知识。因此,批判必须追求结果的确定性和严格性,即以知识标准约束和推动批判。粗糙和含糊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而且掩盖问题。只有生产知识才能进一步显露问题,使智慧延续下去。

注释:　

1，参阅赵汀阳：《走出哲学的危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2，参阅张盾：《道法“自－然”：存在论的构成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赵汀阳：《走出哲学的危机》，P5。
4，赵汀阳：《新概念的本体论：转向观念界》，载《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4期，P63。
5，参阅张盾：《道法“自－然”：存在论的构成原理》P2，P385；及其论文《从思想批判到存在批判：评赵汀阳的“观念存在论”》，载《哲学研究》2000年第4期。
6，参阅赵汀阳为张盾《道法“自－然”》一书所作的序言。
7，参阅赵汀阳：《走出哲学的危机》P4－5，P37－39。

作者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党校哲学部　　责任编辑:赵鸣岐
　　
　　崔平　男, 蒙古族, 1963 年生于内蒙古宁城县。1996 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哲学系, 获哲学硕士学位。现在河北省委党校哲学部任教。主要研究领域为认识论和伦理学, 著有《有限意识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