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即将临近的7月11日，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日。我们该如何纪念他，包括在纪念中如何总结与思考这一历史事件的现实意义？尤其在进入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在各国，特别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大国纷纷强调“海权”和“海洋战略”的今天，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和以什么心态纪念中国人做出的这一壮举？它仅仅是一件值得为我们华夏先人自豪的往事吗？

   无独有偶。就在5月24日，国务院宣布自今年起每年7月11日为中国“航海日”，同时也作为“世界海事日”在我国的实施日期的当天晚上，一个有关郑和的消息引起普遍关注：继提出“中国人郑和发现了美洲”的论断后，英国学者孟席斯再次提出翔实证据──在加拿大新近发现了郑和驻扎的基地，以此证明郑和早在1421年就来到了美洲大陆，这个时间要比哥伦布早70多年。
 
   这是一些什么样的证据？这些证据真的能够证明郑和是美洲的最早发现者吗？这一结论无疑挑战了“是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的传统说法，但其背后肯定会在世界各地演绎出许多不言而喻的话题。因为就像郑和下西洋不仅仅是一次次海事活动一样，这一说法又何尝不会触动西方人的神经呢？

  整整600年前的1405年（明永乐三年），是郑和奉旨“七下西洋”的首航之年。其后，这支大明帝国的庞大舰队平均每4年远航一次，大体两年在海外巡航，两年在国内紧张休整，准备新的远航。这7次（一说8次）距离、规模、耗资空前的远航，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航海史上一件大事。

  是“创举”，还是“绝唱”

  “海洋权力”、“海洋战略”，这一概念的提出，大约仅有百年，首先出现于1902年曾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的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著的《海上力量对历史的影响》一书中。这一概念所涉及的内涵，早已在资本主义国家争夺海洋权力时就成为尖锐的客观事实了，所谓“海洋文明”或“蓝色文明”就是由此所推及的概念之一，而近些年这些概念更加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有论点认为，中国压根儿属于“黄土文明”国家，从来就缺乏“海洋文明”传统，并把这归为中国积弱的原因。这个看法值得商榷之点在于：中国虽然文明中心在中原，总体上是农业国家，但看看清中叶以前多数朝代的历史版图，中国海岸线之长，海域之广，完全可与被称“欧洲文明摇篮”的地中海面积和海岸线总长相伯仲。即使在古代，中国沿海人口也不少于地中海沿岸人口，中国先民航海的历史和成就比之希腊、罗马绝不逊色。早在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华民族的祖先已能“刳木为舟，剡木为楫”，揭开了航海的序幕。秦汉时代，海船大型化特别是用帆御风的技术，使徐福东渡日本和西汉远航印度洋得以成功。由汉代开始，中国延续了1500年的举国开放时期。通过丝绸之路，与中西亚和南亚有了商业、文化往来。隋朝时就能造名曰“五牙”的大船，唐代陆上丝绸之路达到极盛已众所周知，而海上丝绸之路也于这时兴盛起来。到宋、元海上贸易已大大超过陆路贸易，泉州、广州、明州（宁波）、合浦等城市已是有名的贸易港。唐、宋开始在广州、泉州等地建立了市舶司，是为世界最早的海关。由于航海需要，北宋时已懂得利用星图和指南针航海。元末中国已与亚非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海上贸易关系。

  郑和远洋船队规模之大、船舶之巨、航程之远、航技之高，成为当时世界之最。明朝的《自宝船厂开驶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蕃图》记载：郑和所率200余艘船只，最大的舰船（称“宝船”）“长度为四十四丈四尺，宽十八丈，张十二帆，可容千人”。而哥伦布船队最大的船，按当时中西度量衡之比，只有郑和宝船1／8大，整个船队也仅3只船。航海技术是足能说明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具有代表性的标志之一。郑和携2万多名水兵的7次远航，是15世纪初旷世未有的中国综合国力大演示，说明着中国几千年积累的航海知识和科技能量。

   最近在中国翻译出版，并已引起广泛关注的美国安格斯·麦迪森的《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系荷兰格罗宁根大学教授、剑桥大学赛尔温学院荣誉院士）中说，中西开展海洋贸易之初，“东方的经济规模和利润比欧洲要大得多”，“欧洲人??及其商船仅为中国人及其船只的1／10；而且欧洲人的货物主要不是欧洲产品，而是中国的瓷器和丝绸。”从公元500年到1500年，“在技术方面，西方几乎没有传给东方任何东西，技术的流向是相反的。”而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梦奎就麦迪森这本书所作的引申补充之文《中国经济千年史》所说，中国在公元1000年（宋真宗咸平三年）至1820年（清嘉庆二十五年）的800多年中，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大体上不断增加，最高时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2.9%，即世界总和的1／3！其后才逐渐下降，到1950年仅为4.5%，达到最低。

  而令人不胜扼腕的是，中国恰在此时禁海，官方航海活动也以郑和7次出海后戛然而止，直到清朝后期才在外患逼迫下新建海军。郑和的事业成了一曲500余年无后续演出的“绝唱”！

  是“国事交往”  还是“帝王家事”

  郑和的时代恰恰是个有代表性的时代，即中国由汉唐宋元时的较开放社会，断然决然地向古老的封闭社会回归。

  明太祖朱元璋即位后，由于他自身和元末造反的各家头领大都是流民出身，所以他深知流民是最不稳定最易造反的阶层。而江湖商贩和商人雇用的农村外流人员，正是流民之渊薮。控制流民的最好方法是将农民束缚在小块土地上，所以朱元璋以农本商末为治国要策，大力抑商，特别是厉行禁海，宣布“片板不准出海”。而正是在“罢市舶严海禁”，正式实行闭关锁国政策31年后，郑和却奉旨远赴南海西洋。
 
  那么郑和出海究竟是为了什么？现在，为纪念郑和首航600年，举出了若干理由，实际上是猜测：有人说是为了宣扬新朝国威，有人说是为了缔造和平环境，建立邦交。但既然明朝把保守主义国策都镌刻在铁板上挂在皇宫正门内了，那么这些推测好像都站不住脚。

  这有必要提及明初皇家一段家事。

  郑和首次远航的1405年，是明朝第三代皇帝朱棣继承大统的第三年。众所周知：朱元璋登上帝位后，为集权于一身，四次罢相，后来干脆废除古来的宰相制，撤销中书省，并先后把开国将领诛杀殆尽。同时却封藩，把自己的26个儿子封为大小藩王，镇守各地。朱棣是朱元璋第四子，封燕王，驻北平（今北京）。1399年朱元璋病危时，因皇太子朱标已死，下诏传位给皇太孙朱允，是为建文帝。朱允在位3年多时间中，考虑到朱元璋所封的各地藩王都是自己的叔辈，有不少人积有战功，恐日后“尾大不掉”，同时也为了改变祖父朱元璋重武轻文的做法，于是按大臣齐泰、黄子澄的建言，开始改制，实行“新政”。由于涉及削夺藩王权力，这就引起了皇族内部一场血腥斗争。

  朱棣在诸藩中最强，战功最著，心计又最多，他先是装疯，“佯狂走呼市中，语多妄乱”，给人以假象，暗地里却充实兵力。1399年7月，以朱允“居丧无状，淫纵过于桀纣”为罪状，发起“奉天靖难”之役。经过两年零九个月血流漂杵的内战，在1402年6月攻陷南京。但宫中突然烧起大火，朱允却不知所终。整个故事的“扣子”正在这里。《明史》说朱棣“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但据中华书局出版的《明史考证》（作者黄云眉），《明史》的纂修者们在朱允是否死难的问题上是有争论的，于是在《明史》补本中这一句又改为“遣中使出后尸于火中”，“帝”字不见了。而野史有的记载是“程济奉上（指朱允）易僧服去”（《明书·建文皇帝本纪》）；有的说“帝由地道出亡”（《震泽纪闻》），甚至传说有人在云南见过“着僧服”的朱允??这段公案一直争论到民国初年。当时的北大教授、史学家孟森则坚持认为朱允未被烧死，并举四大理由，其中重要的两条是：朱棣长期羁押审讯一个叫溥洽的和尚，只因这个和尚涉嫌为据说已出走的朱允剃度；另一条是，《明史》胡滢、郑和传中记有朱棣密令胡滢“遍行天下郡县”，寻访朱允下落，和“遣郑和浮海下西洋以寻其迹”。孟森问道：“果成祖已确认火中有帝尸，何必海内外分途遍访，历二十余年？”

  现在很多史家在谈论郑和七下西洋时，往往津津乐道其壮举的一面，这一段皇族内部的斗争多不涉及，但在追寻郑和出洋动机时，这些帝王家内之事或许是很有讨论价值的。

  不过，郑和完成的多次壮举，不是商业行为，也未促进国际贸易。他带出去的大量人员乃是军队，大量物资乃是“赐物”，带回来的除航海日志式的东西（今存几本小册子）外，则是以奇珍异宝为主的“贡物”，那些东西没有进入国内市场，更没有公之天下与民共享，而更多是在皇帝赏玩之余还分给了少数皇族和官僚；其次，明朝并未在郑和出海的同时废除海禁政策，普通商民仍不准出海贸易，违禁的处罚仍十分严厉。

  事实很清楚，郑和的远航即使不是纯为帝王家事，也与国家贸易无关。

  值得国人“自豪”   还是更值得自省

  明朝1405－1433年这一过度铺张浪费的大规模连番远航，如果说值得我们纪念，那么我们是该为600年前这一“绝唱”自豪呢？还是应该自省？

  从后来发生的历史及其教训看，似乎不那么值得华夏人“自豪”，却大大值得我们自省。

  郑和连续多年的远航，扩大了他的眼界胸襟，总结见闻见识，他曾说出一句即使放在今天也是极富远见卓识的话：“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海，危险亦来自海上。”他的这句话应与2500年前古希腊学者狄米斯托克利的预言有渊源关系：“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一切。”

   无论是朱元璋的禁海或朱棣时的“七下西洋”，都不是突发奇想，而是为了维护已处于中国封建末期的皇权，是为了一家乃至一人之私权私利。600多年前的抑商禁海，正说明皇家对当时中国渐渐壮大的商人阶层的恐惧。而“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生产的历史前提。”（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167页）商业被抑制，商人被盘剥或被收买（像晋商徽商大户那样成为官商、“红顶商人”），新阶级无从产生和壮大。而没有新生产关系新阶级的历史要求，中国那些巨大“夜郎之国”的帝王，除了更加精研专制之术外，是永远不可能产生海洋意识、海洋战略的。归根到底，不是我们的民族偏爱“黄土文明”，而是中国的专制统治阶级特别钟爱“黄土文明”，因为天然的“皇权主义者”、好像“一麻袋马铃薯”（皆马克思语）那样的农民是最容易统治的。
 
  郑和7次浩浩荡荡的航行终成绝唱，而在他之后87年，哥伦布才率90名水手驾3只小得多的帆船完成“发现美洲”之旅；在郑和之后114年，麦哲伦才率265人驾5只小得多的帆船去执行绕地球一周的航行。然而历史价值的大小不是凭船队规模的大小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评价哥、麦二氏的航行所造成的影响：“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地、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

  中国由一个原本可成为海洋大国的国家，一个原本可为世界历史的发展更早做出伟大贡献的国家，出于今日思来显得异常渺小却又实质上异常深刻的原因，自甘自愿退出15世纪开始的人类史上创造全球功业的竞争，郑和的短暂风光迅即黯淡，终于使中国在沉寂4个世纪后的鸦片之役开始，吃尽丧权辱国的苦头，以曾为举世公认的富裕之邦，变成因落后而贫弱不堪的半殖民地！

    这样，中西方之间就首先在治国理念和方略上出现了一个分水岭，中国在十三十四世纪即朱明王朝以后，就决定了走下坡路的前景，其后所出现的任何“盛世”景象，放在世界历史的坐标上看，都不免有虚幻的、孤芳自赏的一面。而由于先进却终于落后，由于灿烂而终于黯淡，世界的几大文明古国大体上都曾进入这样一个历史怪圈。这很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