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抓住一个放火烧房的傻子，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上一次没点着。

冻结哲学

    许多人感觉到了，现代有着和超市商品一样多、和官僚机构一般面目的各种话语和理论，从中却看不到令人心动的智慧。人们半真半假地想到，智慧都让柏拉图和孔子们说完了。但实际上智慧的匮乏是我们自己的失职。现代思想模式是对哲学的冻结，或“悬搁”（epoche，胡塞尔语）。“知识至上”的态度是现代性的一个关键性质。知识眼光要求把观念的基本假设“冻结地”看作是不成问题的和普适的，以便生产和积累可统一管理的知识。知识本身没有错，但把知识态度夸张为整个思想的态度就挤掉了智慧。除了知识眼光，思想还需要创作的眼光，它要求把基本假设、概念系统和思维框架看作是成问题的，看成是无法冻结的动荡的海。可是“知识至上”的现代思想模式一味贪图普适的解释模型和制度化研究的成就假象，把学术变成官僚体制，结果是反对了人民的语言、忽视了天才的直观、回避了创造性的提问。

    于是，“哲学怎么办”成为一个明显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到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基础和日常观念体系结构的构成。关于如何强化思想的智慧性，在《读书》举办的一个讨论会上，我试图给出三种策略：一、恢复（希腊和先秦）的伟大思想态度，即复活语言、复活直观、复活提问，以此重建思想与生活真实问题的直接关系；二、重建“综合文本”，哲学本来是综合性的，后来变成专业，现在需要与所有问题建立密切关系以恢复哲学的思想幅度；三、强化哲学思想的“实验性”，或称“前卫性”，哲学不能再做“最后总结”（最后总结都是错的），而必须给出前卫性的问题和思想。在这里我主要准备讨论第三种的一些背景思考，因为它可能有更多的疑义。

诺言和背叛

    生活有两种必要的权力：知识（特别是科学）和势力（政治、经济和军事）。生活需要两种使人觉得生活有意义的精神支柱：诺言和背叛。人们需要别人来描绘并许诺某种理想，以便知道什么是自己需要的事情，否则无事可做。极端的诺言形式是宗教和社会理想，较弱的形式是时尚；背叛意味着怀疑、反抗、重新提问或重构。如果背叛的是权力或诺言，那么有革命；如果背叛的对象是思想模式或感觉模式，那么有哲学和艺术。

    哲学这种背叛与一般所谓的“批判”有毫厘千里之别：一种话语在批判另一种话语时总是赋予自身的价值观以豁免权，只要有明显的“价值观豁免”现象，就是“爱话语权力”而不是“爱智慧”。哲学的努力是把既定的观念或明显的直观变成问题，或是把好像复杂的问题变成明显的直观。这有点像把明白人变成疯子，又把疯子变成明白人。这样做的意义在于使思想和文化成为一项永远不死的事业。人人都关心个体的生命问题（存在问题），同样，人类也必须关心思想和文化的生命或存在问题，哲学就是思想和文化塑造自身生命的艺术。

    在这种意义上，哲学家是思想的艺术（art），就像纯艺术（fine art）是感觉的艺术。艺术与技艺有着亲密关系，艺术似乎可以说是智慧性的技艺（与一般意义上的劳动性技艺做对比），艺术表现出智慧，正如技艺表现出灵巧。哲学和感觉艺术正是人类的两种智慧：思想和感觉的。哲学和艺术关注的重心都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做某种事情），即重心都是在“方式”上而非“对象”上。没有哪一个对象不能成为艺术表现的对象，没有哪一种材料不能成为艺术的材料，同样，对于哲学来讲，没有哪一个观念本身是坏的，关键是如何在思想构图中使用各种观念以取得智慧的效果，这意味着，有助于最大程度发挥想象力的哲学境界是“无立场”的思维方式，它平等地对待各种可能的大观念，但是会不同地使用它们，一个观念将起什么样作用，要服从一个思想画面的整体效果，于是，哲学不应该专门为某种观念说话，而应该为思想画面的整体效果负责，真正的哲学第一问题不是“世界是怎样的”、“社会应该是怎样的”或“知识的限度是什么”之类，而是“如何使思想有魅力”。

    哲学为什么是爱智慧而不是求知识？求知识是在求答案，一层一层地求答案，当思考到那些大到不能再大的问题（通常被误解为需要哲学答案的问题：世界啊，人生啊，以及其他啊），给出某种答案并不难，但不可能真的知道它是不是答案，也不知道它是不是我们需要的答案，这也许就是苏格拉底的“无知”时刻，维特根斯坦的“沉默”地点，老子的“不可道、不可名”境界（老子那两句话总被严重误解，应当解为“凡可因循之道决非永远之道，凡可有限定义之概念决非宏大概念”），这时思想发生临界性变化，知识论的能力用完了，思想由求知识变成爱智慧，变成一种守护智慧的艺术，这种艺术不再是为了给出答案，而是试图改变问题，新问题或者问题的新形式就已经是答案。拒绝答案可以防止思想变成制度化或官僚化的知识，这样思想才是活的。只有当思想是活的，生活才是活的。不妨想想，难道我们真的需要普遍必然的答案吗？这种答案对我们有好处吗？其实最后的答案意味着思想和生活的终结。哲学问题不是用来回答的，而是用来形成思想和生活的诱惑，它展开可能性，它意味着有事情可以折腾，生活因此就开展起来了。所以，哲学只是改变问题，而改变问题等于改变生活。我们有许多观念，可以用来组成各种有魅力的问题，这就像洗牌，可以洗出各种花样。

    与通常的想象相反，思想的地基或者思想的土地。并非一系列原理，而是一些不需要答案的问题，一些永远“成问题”的问题。由于哲学问题是无解的，所以有魅力，所以能够把思想从例行工作（routine）中唤醒，能够使一切事情“翻新”或“变熟为生”（defamilarization。借用人类学的概念）??正如艺术把事物变熟为生从而防止感觉迟钝，哲学把问题变熟为生而防止思想麻木。

诱者和被引诱者

    苏格拉底、老子和维特根斯坦是我特别感兴趣的一类哲学家，在他们那里我们无法学习到通常哲学家喜欢给出的答案，而只能去参与那一种令人迷惑的讨论。这种自身难测的思想??在我看来??就是真正的哲学。

可是思想为什么要把自身搞成一种无法定型的活动呢？这不是典型的自寻烦恼么？确实如此，假如有一种事情是对“自寻烦恼”的最好证明，那么它就是思想。思想所以特别，就在于它能够超越本能、习惯、自然规律所规定的可能性，而把“自然给定的”可能性和“想象给出的”可能性、把事实陈述和反事实陈述都当作是同等资格的“所思”（cogitata），只要有多种可能世界（possible worlds）和多种可能生活（possible lives）可以选择，思想就给自己制造了“选择问题”，即“选择这种而不是那种”这种思维（相当于电脑思维模式）必然导出的思想自相关状态，表达为对什么算是“好”、“真”、“有效”等等标准的思考。假如我们对某种标准给出一个解释的话，这种解释又需要元解释，解释的无穷倒退只是一种思想滑头，我们只能承认，存在着一些“解释的剩余”（interpretative residue。模仿胡塞尔的phenomenological residue）。思想最后是自相关的，是关于思想的思想。可以说，如果让人类思想自由发展的话，就一定生长了作为“思想的思想”的哲学。

    作为“思想的思想”，哲学这个概念是开放性的、无定式的，它可以容纳多种风格和变化。它为什么需要变化、又需要怎样变化，这完全取决于思想整体“造型”的要求。使用“思想造型”这一说法可能不够清楚明白，可是我一直没有想到更好的表达。我想说的是，思想的空间是一个充分广阔的逻辑空间，其中均匀地分布着各种逻辑可能性（或各种逻辑上的可能世界），我们“在”如此均匀完美的思想空间“之中”思想（in），但是事实上思想却不针对（of）那个均匀完美的思想空间（逻辑学除外），而是“不公正地”针对着世界这一个可能世界所决定的一系列问题，我们的思想集中地粘连在一小部分可能问题上无法脱身，因此，由各种观念构成的观念界永远是思想空间中的一个布局不均匀的、奇形怪状的造型，特别是，由于“事实上”重要的问题以及问题之间的关系在不断变化，我们不可能有某种确定问题的优先性（apriority）的先验（a priori）原则，所以思想造型是变化着的，它决定了我们在特定的思想造型中需要思考什么样的问题，而且决定了“思想的思想”的性质必须按照特定思想造型的变化而变化。显然，从哲学的问题到研究方式和表达方式都是不定因素。

    “思想语法”是由“生活语法”所决定的。决不是我们有一套既定的思想语法用来研究生活，而应该是变化着的生活语法决定什么问题和什么研究方式是优先的。但是我们的思维一直过于自以为是，总以为可以用某种制度化的语言和概念系统去把生活事实描述成某种制度化的存在，还以为那种制度化的叙事形成了真正的“学术”，这种制度化的叙事当然可以做得很漂亮，但令人担心的是，我们那些漂亮的叙事是否替换掉了事实，那些专业化了的问题是否替换掉了真实的问题。一种语言生成着仅仅属于这种语言的问题，当我们建立了另一种专门的语言，它所生成的问题很可能并不是本来需要思考的问题。所有这些错误都基于我们赋予“普遍必然的”思想语法无限的权力，即以为能够建立某种普遍必然的概念系统和论证方式来叙述所有事情。

    在《一个或所有问题》（一九九八）一书中，我试图论证，如果让思想向所有可能提出的观念、疑问、假设和方法自由开放的话（可称为“思想可能性最大化”原则），思想就不可能形成通常想象的那种在某些原理基础上不断增长的知识结构，而一定会受制于“一个或所有问题”的循环纠缠的哲学化状态，就是说，思想的问题最后不可能由专业化的知识来解决（至少人文社会知识是这样的），而只能由创造性的智慧去做出“艺术性的”决定，因为在思想的基础层面上，任何一个问题的意义都不得不在它与所有问题的关系中去定位，同时由所有问题构成的思想整体又不得不在任意一个问题的特殊变化中生成。思想的这种循环的、自相关的最终状态使得思想始终不得不依赖哲学化的思维，显然，这种哲学化的思维归根到底不可能是一种以“知识眼光”而只能是以“创作眼光”为主导的思维。以知识论为中心的主流哲学模式和概念系统无疑缺乏对思想性质的真实理解。

    至此产生一个重要问题：假如强化哲学的艺术性，哲学会不会变成一种文学？哲学文学化同样是一种败坏哲学的倾向（至少和哲学科学化一样不可取），它会使哲学沉溺在修辞学和不真实的意象里而消磨掉哲学问题。虽然哲学也是一种说话方式，但是哲学必须引诱语言走向思想，而不是像文学那样被语言所引诱而产生表达。有什么样的语言就有什么样的思想问题，哲学应该在一种前卫的感觉中成为语言的引诱者，去引诱语言产生思想。苏格拉底、老子和维特根斯坦都是这样做的。

    长期以来哲学由语言的引诱者退化成被引诱者，被诸如存在、自我、超越、自由、本质等漂亮而可疑的语词以及各种谁也不懂的话语所引诱去讨论一些可能与我们的真实生活无关的问题，因此我们不能随便“让语言自己说话”（海德格尔的一个过分诗意的要求），而应该直观到真实生活需要让语言说什么话（可能有美好的话，也可能有低俗的话）。需要强调这样一个事实：任何一种观念在某种条件下都能被搞成真理，但是生活并不需要任何一种真理，人们永远只选择某些真理，就是说，有一部分真理是没有价值的。

     有个无聊电影，其中有个不太无聊的噱头：保卫得铜墙铁壁一般的宝石被盗，侦探问电脑：“什么人对宝石感兴趣？”回答是“无数”。探长教育他要“正确”提问：“谁有能力在如此这般条件下偷走宝石？”回答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