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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可西里的最后一枪

作者：赵汀阳

来源：《读书》2004年第10期　　

　　看完陆川的新现实主义风格新片《可可西里》，美国哲学名家罗蒂(Rorty)认为这是他近年来看到的最好片子，他说他为其充满力量感的真实所震动。真实并且“有力量”，这一点很重要，它触及这个时代的一个美学观点问题。近年来人们似乎特别喜欢拍摄“真实的”记录片或者记录片风格的电影，如此喜欢以至于无条件地崇拜“真实”而忘记了真实是需要力量的。太多软弱的真实或者无聊的真实最终会伤害人们的智力水平。

　　记录片以及记录片风格的故事片是现在的一个时尚，这有着社会学和文化政治的背景。一个比较表面的原因是，现代社会是个残酷的生存事实，人们总是被迫看着这个令人失望的真实世界，于是就宁愿去看虚假的世界。好莱坞式的“造梦”影片就迎合了人们对美丽的虚假世界的需求，正如王朔曾经指出的，大众文化就是专门表现那些虚假的真善美的。人们的智力终于在虚假世界中受到了伤害，于是又开始特别喜欢真实。记录片和记录片风格的影片便因此能够以超越了大众文化的另类姿态去成为又一种大众文化。真实虽然总是悲惨世界，但人们能够在观看“别人的”痛苦和无聊细节中获得“暂时幸免于痛苦和无聊”的快感，同时又能够用那些痛苦的真实折磨自己，总之，人们喜欢“真实”与“梦”的反差效果。我们可以观察到，“造梦”和“写真”正是当下并存的两种大众美学观点。“梦”和“真实”都有可能是非常无聊的，所以，无论“造梦”还是“写真”都不是问题所在，真正的问题仍然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美学问题：一个作品怎样才能成为一个有力量的作品。不过我更愿意把这个问题说成：一个作品怎样才不至于伤害我们的智力水平。这是个严重的问题，现在已经有太多的造梦片或者无聊琐碎的写真片损害了人们的智力，它们大胆地假定观众是白痴和窥淫癖。

　　记录片风格的流行可能还有更深入的精神原因。在这个信息决定生存机会的时代，对信息的需求发展成为人们一种强迫症，成为一种无论何时何地的盲目渴望，人们渴望知道更多“真实的”事情。很不幸，绝大多数的信息都是谎言，因为绝大多数的信息在本质上都是宣传和广告。由于人们所“听”到的主要是些明显的谎言，于是不信任听觉，转而相信视觉，人们想“看”不想“听”。艾柯曾经指出，只要一用语言，一说话，就是不同程度地在说谎，只有镜子才不会说谎。如果把“看”和“听”当作不同的精神气质的隐喻，那么可以发现“看”和“听”在历史上不断循环更替，例如，希腊时代人们重视“看”，而宗教时代则只让人去“听”，到了现代早期，“看”又重新变得重要，而到了当代这个彻底商业化的时代，“听”又变成人们的主要生活方式。在这个背景下，人们又想要自己去“看”，这又是物极必反的现象。

　　陆川的《可可西里》是个社会学式和人类学式的故事片，属于“看”的欲望。它是个关于可可西里民间自发的巡山队和偷猎者的真实故事，命运把他们双方卷入到环环相扣的暴力、血腥、博弈之中，但是没有女主角?D?D看来陆川不需要这个作料。一个难得一见的充满男子汉情怀的影片，刚毅，果断，义无反顾。尽管命运不可抗拒，但没有一个情节是可以预料的，这一点在我看来非常重要，它是一个作品对观众智力水平的尊重。最后一枪没有铺垫，一打就死，没有废话，像塔伦提诺的《低俗小说》或者《落水狗》一样利索。《可可西里》基本上都以这种干脆利索的时间节奏在叙事，以至于这个影片需要再看一遍。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一位法国人类学家LePichon对《可可西里》的一个严肃而诡异的评论，他说这个影片实在“很美”。这个说法都敢说，显然有些不同寻常。如果是说这个影片的镜头、动作、音乐和色彩等等很美，这样有目共睹的东西并不需要这样愚蠢地指出来。而且，按照习惯，“美”这个词汇通常用来谈论那些多少有些浮华的景象，比如优美、柔美、秀美之类。这不适合陆川的电影，尤其不适合《可可西里》，当然，也许我们可以说它是“壮美”的，但这样一些美学词汇未免不合时宜，尽管说得没错。法国人类学家进一步说，他说的当然不是有目共睹的视觉美，而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那种在“残酷真实”背后的美。他补充说，因为这种无形的美，这是他十年来看到的最好的片子。

　　《可可西里》是个很好的美学个案，它表达了一种值得分析的美学观点。我感兴趣的是，《可可西里》是如何超过当代作品的文化陷阱的。

　　通常，一个作品总有其“自己的”美学观点。这个说法有些古怪，需要解释，显然，即使最没有个性的作品也总有一点点自己的“书写痕迹”?D?D也许德里达会看重这种由任意性所形成的所谓“个性”。不过，我们通常却不会在“书写痕迹”的意义上谈论到个性，因为它终究并不代表什么意义，即使从对意义的解构的角度去说，没有力量的“书写痕迹”其实也解构不了什么。我疑心后现代主义过分夸大了“另类”和“个性”的价值。意义总是公共性的，或者说，如果一种意义不具有公共性，就没有力量，因为没有公共意义就不能构成社会事实，因此就没有力量，没有力量也就没什么意义。这就是为什么许多“自己的”记录片缺乏力量和魅力的一个原因。无论如何，公共性是力量的来源，无论是商业电影还是艺术电影，都同样需要通过公共意义而获得力量。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的区别只在于它们代表了不同的公共美学观点。美学观点当然有庸俗和精良之分，但它们成功的途径是相似的，都需要在公共性中获得力量。问题不在于“你有什么自己的经验”，而是“你为我们选择了一个什么样的经验”。因此，在追求“真实”的时候，就不得不关心到底是“谁的真实”。

　　列奥?斯特劳斯从“古今之争”的角度分析了现代性的文化气质，这很有启发性。这里可以借用这个分析角度。从文化气质上看，现代性起源于平民反对贵族，这是现代文化不重视品质的病根。平民的精神追求是能够成为有意义的“个体”而免于仅仅是“大众”中没有意义的随便一个。现代文化果然突出了个人经验，可是，如果失去了卓越品质，所谓的个人经验和创作就具有了不可救药的相似性，虽然是“自己的”经验，但却是可以集体“加总”的无个性因素。追求每个人的个性就是失去个性的一个重要原因，显然，“与众不同”只有通过卓越品质才能够实现，同水平的不同经验其实是雷同的。而由于卓越品质意味着高于众人，所以为现代社会所反对，全体民主、普遍商业和大众文化都直接反对优良品质。从表面上看，大众文化（例如好莱坞式大片）和边缘文化（例如边缘影片）好像是互相对立的追求，可是它们都不追求品质，都追求的是平等，结果就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平等是好的，但是平等不能产生好的东西。这就是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性困难。

　　进一步说，无论是现代大众文化还是边缘文化都通常被以为是消解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运动，大众文化似乎是人民忘记政治的“嘉年华”（人民被假定需要堕落），而边缘文化则似乎是人民对政治支配的反抗和意识形态批判（人民被假定需要愤怒），这两个似乎为民着想的理由被盲目地假定具有正当性，既然具有正当性，就又成为不需要讲究品质的理由。可是，在人偷换概念的时候，历史已经偷换了本质。在今天，现代性的政治运动已经由原来的反对权贵变成了反对人民，因为当代的政治支配力量主要不再是传统的政治权威，而变成了商业意识形态和国际政治意识形态。在这种新政治格局中，传统的政治权威已经退居第二权威，而商业和国际政治意识形态通过欺骗人民而反对人民。在这个背景下，大众文化和边缘文化不再是对人民的救助，而是诱导和鼓励人民堕落，它不能消解政治，而是自身成为一种生活政治。

　　人们没有忘记也不可能放弃对品质的渴望，因为人想要好东西，这是本性。品质接近希腊的“卓越性（virtue）”概念。很容易证明所有人都喜欢品质，例如，智慧和勇敢是经典品质，虽然许多人并不勇敢又没有智慧，但每个人都喜欢或羡慕勇敢和智慧；或者，并非每人都能够成为冠军，但显然都愿意成为冠军。可是在这个充满谎言和伪劣产品的时代，要追求品质成为了一个文化难题，其中一个荒谬的原因是，生产赝品成本更低、速度更快、更简易，而更容易成功，赝品不需要认真思考，不需要创造性，不需要手艺，不需要冒险，劳动和智慧同时被贬值。这是个赝品的时代，连人都是赝品。正因为赝品便宜，因此成为了品质的替代品，赝品因为“可以凑合”而泛滥，结果整个生活都变成了赝品。但问题是，赝品无法永远凑合，因为赝品的生产会在“赝品的赝品的赝品……”这一可怕的堕落过程中最后成为废品。

　　说了这许多关于品质的困境，是为了说明《可可西里》所表达的与众不同的美学观点是一个回归品质的观点。而《可可西里》这个影片本身就是回归品质的一个例子。如果我对“品质”的理解没错的话，那么，品质意味着创造了一个有力量的真实，同时，因为这个真实是有力量的，所以它可以被分析，却不需要被解释。与此对比，伪劣产品不能被分析，如果分析就完了，因此总需要许多令人吃惊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