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1.09.发布这个档案
《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德性之镜映》 余纪元(余继元)著,林航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前言及致谢
本书接下来将呈现的,是有关亚里士多德和孔子的伦理学如何出于他们各自的文化预设、概念框架与哲学视角,而对人类的善与德性所作考虑的一个比较性研究。这项研究没有简单地把其中的一方作为理解另一方的直接备好可用的框架,相反,它试图通过比较,来发展对于两种伦理学的新的解释。理解亚里士多德和孔子的首要方法当然在于阅读他们自己的原始文本,但对它们的一种比较却会表明,如果双方中的某一方只是单独被拿来研究的话,我们就无法获得想要的读解与视角。不仅如此,这一工作还致力于挑选出那些不仅被两种伦理学共同探讨的、而且也在当代德性伦理学里引起众多兴趣的那些最重要问题。
我最早对这一主题感兴趣是在1996年,其时,尼古拉斯·布宁(Nicholas Bunnin)邀请我在一个由其组织的、于牛津大学举办的关于中国哲学的会上发言。在那时,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已在过去数十年里作为最重要的德性伦理学典范而汇聚了密集研究。作为一个亚里士多德的研究者,当我把目光转向中国哲学的时候,所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孔子伦理学理路与亚里士多德有着许多方面的相似。我因此提交了一篇有关亚里士多德与孔子如何设想德性观念的论文。那篇文章后来以“德性:亚里士多德和孔子”为题发表于《东西方哲学》杂志(第48期;1998年)上。它成为了现在这本书的萌芽。
本书的完成所用的时间比我预想的要久,部分由于我在古希腊哲学方面的其它一些工作,但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从事比较哲学的复杂及困难的本质。对两种理论中每一种的解释都面临无数的语义、文本、哲学问题,而双方也都有着一个悠久和复杂的注释传统。甚至就算只对其中一方的讨论,要避免谈罗的错误也绝非易事;而把它们放在一起,困难则比两者的总和还多。因为,这样一个任务要求我们不仅需处理双方的学术问题,且需要应对那些比较自身所产生的诸如跨文化翻译性与通约性这样的棘手理论问题。
我想感谢国家人文科学中心(National Humanities Center)给我的2003-04年度赫福研究资金,它使我能在良好研究条件下用整整一年时间来准备此书。若没有这个机会,这项工作的完成将会长久得多。在国家人文科学中心写作期间,与麦克·法瑞(Michael Ferejoin)及C.D.C·里夫(C.D.C.Reeve)的经常性讨论在许多方面增进了本书。我尤其感激黄百锐(David Wong),他很热情地阅读了各章节的首稿,并给予了无数有价值的评论。
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哲学系一直对学术积极鼓励。我尤其感激乔治·格拉肖(Jorge Gracia)、约翰·卡恩斯(John Kearns)和卡罗琳·科斯梅尔(Carolyn Korsmeyer)。他们都给予了这项工作合理意见,并对文本的改进提出了无数建议。我也想感谢肯·巴伯(Kenneth Barber)为我的研究安排了研究生助手。
我非常感谢尼克·布宁(Nick Bunnin),他是由始至终的持续的支持与启发源泉。我也要感谢许多在书稿各阶段阅读了其部分或全部、并提供有益建议与纠正的朋友:尤其是安乐哲、成中英、蒂莫西·康诺利(Timothy Connolly)、罗吉尔·克里斯普(Roger Crisp)、大卫·吉顿(David Glidden)、艾文贺(P.J.Ivanhoe)、姜新艳、乔尔·考普曼(Joel Kupperman)、葛瑞·马修(Gareth Mattews)、汪子嵩、黄勇、袁劲梅。还有罗德里奇出版社两位读者建设性、有益的批评。当然,本书可能存在的任何论证缺陷与不妥风格都归我自己。
卡伦·科罗尔(Karen Carroll;国家人文科学中心)、艾米·塞德隆(Amy Cedrone)和艾瑞·查尔斯通(Eric Chelstrom)为原始打印稿的校对给予了宝贵帮助。康诺利在布法罗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的协助下细心编制了索引。最后,我想感谢罗德里奇出版社的编辑马克斯·诺维(Max Novick)及制作编辑尤瑞克·斯文特(Ulrike Swientek)所付出的耐心和出版过程中的帮助。
我在书中使用了一些之前已出现在刊物上的材料,虽然重要修改在引用时基本都已作了说明。第一章的四到六节以“伦理学的开始:孔子与苏格拉底”为名载于《亚洲哲学》第15期(2005年7月号)上;第一、二节的一部分内容来自于“孟子和荀子的‘德’与‘性’:一种亚里士多德式的解释”(载《道》第5期[2005年12月号]);第三章的一部分由“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与孔子的中庸”(载《中国哲学杂志》第29期[2002年12月号])扩展而成;第四章的第二节来自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动物与孔子的理性自我”,载《哲学史季刊》第22期(2005年10月号)。我感谢这些杂志的编辑允许再次使用这些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