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当今所有关于社会的术语都来自历史,若相信这个定论,那么,当讨论一个“术语”或者鉴定一个解释,我们必须回到历史去,也只能回到历史去。关于它的内涵、关于它的外延,真实性是第一位的,逻辑推导与现实演绎是第二位的。
但上述只是一个侧面,另一个侧面,极大量的,甚至可以理解为,全部社会学术语都来自西方,镶嵌着西方语言逻辑关系,且在西方语言体系下解释。显然,字词在不同语言里的语义是不同的,因为它们来自各自的历史,并由此赋予了各自的语言约定。在语言间的隔阂彻底打通之前,应当注意,任何概念都难以精确体现术语的本意,相近未必正确。
即使如此,依然逃避不了困境。因为一个“术语”在历史不同阶段的定义是不同的,精湛的“术语”由不同的伟人、名人或哲人做出过不同诠释。之间有叠合,也有歧变,更有对立。其实,那些伟人或哲人打算表述的未必是社会真实认知,而是伟人或哲人对理想的企望,比如“乌托邦”这类虚拟圈定。
“自由”同一的表述词是“解放”,细加领会,其意思是从特定束缚中的解脱。束缚,在真实历史中是当时人们从知觉中得到的感觉,对所不知觉的没有感觉,也就是人们永远不知道未能被感觉到的事物,所以不同时期的自由命题是不同的。比如极度著名的诗词“为了自由故,两者全可抛”,裴多菲心目中的“自由”,在今天的语义就是反抗异族统治的“民族解放”。而且毫无疑问,这首诗词热望的“自由”,比当时的哲学家更真实反映了当时社会人们对“自由”的认知。
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推翻了异族统治,裴多菲的匈牙利依然不是自由的,但在摆脱异族约束这个角度看,所获得的,或者干脆说所祈望获得的无论如何也是自由的。那个时代,“自由”归结在民族这个语义下,是“民族的自由”而并非“个人的自由”。裴多菲和马克思同时代,其实也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刚刚涌起的时候,所以,马克思所理解的自由与我们当今的语义相当不同。
所以,“自由”虽然可能作为人类永恒的命题,但依然是相对历史而存在的命题,而不是和历史无关仅经过逻辑推导出来的“绝对自由”。这个意思很清楚地是,“自由”不是一个“想干什么干什么,想有什么有什么”的关于“一切”的命题,一直是人类个体“不想干什么就不干什么”的意志抉择与权利实现。“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这是在赵汀阳解释下的充分自由,其实错了,在现实社会中,“不想吃什么就不吃什么”才是真实意义上的“自由”。
为什么说赵汀阳的说错了呢?因为“充分自由”并不是“权利自由”而是“经济自由”。“权利自由”的界限是许可或者不许可,与外力相关,因而是政治问题;而“经济自由”则是能够与不能够,与内力相关,是经济问题。历史中,人们不能区分“权利自由”与“经济自由”是两回事情,所以才有了那么多似于“乌托邦”的想象或政治表达。而“经济自由”是以无限度供应为条件,如此才能使得和人的能力差异无关的满足。
无限度供应,其本身就意味着没有“稀缺”。没有“稀缺”,那么经济学的看法就是没有价格,同时也就没有私有和产权,进而没有经营。不是说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东西,比如空气就是如此,其供应充分之程度,不仅充分满足了“经济自由”,而且也完全满足了“权利自由”,因为即便是奴隶,其每日自由获得量与奴隶主的配给量大致相同。这样看来,“充分的自由”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是对争取自由的人类过程自身的彻底否定。
“权利”是“自由”另个同义词,有多少“权利”就有多少“自由”,说白了,“拒绝”的权利就是“自由”。现代文明相信,“权利”是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天赋,这个信念来源于历史,但真实的、更漫长的历史中,没有这个命题。人,以“个体”存在为人格识别,实际上是很不长的时间,且以资产阶级革命为重要标识。
“权利”所表述的本意是正当性,在关于“自由”的语义中,就是独立人格所具有的正当性,包括意志、行为、归属与让渡。没有“独立人格”就没有相应的正当性,当然也就没有“权利”。随着人类社会对“独立人格”的认知渐变,其“正当性”在历史中也发生着变化。“权利”显然是关于“人”,“一般的人”的价值共识和“存在”证明。这里的“人”不是生理上的人,而是精神上的人,而且现代意义上更根本地说,是社会人。
一个自绝于社会的“人”,其实社会无法知感,纵然逻辑上可以推断地猜测,但就人格而言,既不能断定是确实的“存在”,当然更不能断定是否为“人”。现实中,即使是“植物人”,社会依然可以知感,但我们确信已经不再是“人”,“一般的人”,同时也就没有“独立人格”,没有了“自由”也没有了关于正当性的“权利”。
以中国历史判断,现代以前的中国,个人根本不是辨析社会的质体。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的演变过程是从部族剥离出来,从宗族剥离出来,最终依然未做到从家族剥离出来。当人以其“九族”株连为责任担当的时候,亲族也就成为人的权利判断本体。但这样的判断依然不足以清晰权力与其对应物的关系,以林则徐这段名句“苟利国家以生死,岂因福祸趋避之”为例,其普遍适用的情境说明,即使在今天,人的价值体现最正当和最大化在于“国家”,个人因此而微不足道。
“权利”从来不是先验的理论,而是从人类经验中获得的信念。“乌托邦”,从柏拉图《理想国》开始,其对理想社会的规划的嬗变,无疑证明所有关于极致社会的想象都是出自对于现实社会的逆反,试图树立超验的“绝对幸福”,社会的和社会中每个人的。以超验的理想社会景泰批判社会现实,实际上早已经不是理论家和学者的使命了。因为,“不完美”的社会不仅是现实社会,而且从任何意义上分析,都是可能的和可行的社会。
“自由”也罢,“权利”也罢,其价值感受在于其是否“稀缺”,工具的“稀缺”和功效的“稀缺”。因为人们总是对来之不易的、短缺的和需要付出成本代价的东西才有格外珍惜,价值判断上,尊严或屈辱达到足够密度后,边际效应递减至无动于衷。真切的事例是,“自由”和“权利”成为日常习惯的时候,更多的人愿意放弃投票权利,对激情的政治设计表示厌倦。
“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这两个汉语词汇消弭了其原来本意中的差别。“积极自由”(Liberty to)中有着分明的“向”性,也就是说,关于“积极自由”,本身不是单一度量,而是一个向量。其价值判断依据是“历史是有方向的”,而“消极自由”(Liberty from)则没有这般方向感的,而是有“来源”的,出自历史。
所以,以语言逻辑就可以看出,前者的指向可能是“大同社会”,或者说至少可以指向那里;后者则申明历史实际,出自历史并走出历史。两个不同的“自由”,不同样,也不同质,更不同效。其之间的关系不是用“辩证法”这类魔术来展示为一页纸的背面与正面,而的确是两种智识和价值。毫无疑问,正是我们人类有了某些异乎寻常的伟大哲人才将其判别开来,反之,也正是有更多庸碌的俗侩,总将其混淆于一谈。
为了文本简洁,没有一一引用赵汀阳的原文,也没有一一直接对应讲述。我觉得,这未必妨碍阅读,其实倒有可能提高文本的阅读快感。赵汀阳的原文《关于自由的一种存在论观点》,以此在网络搜索,为阅读此文作相互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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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该论坛帖子主题的后续讨论:
作者:李大兴
-- 发布时间:2007-08-15 03:44:30
同意大苗兄“‘权利’从来不是先验的理论,而是从人类经验中获得的信念”。个人自由是基本人权这一点正是这样一种信念,不需要形而上来支持也不是学理弯弯绕能够反驳的。
我对赵汀阳的批评在于,在一个严重缺乏思想言论自由的地方大谈“自由问题不能简化为政治自由。单独地讨论政治自由是不成立的。没有一种自由可以称作政治自由”之类结论的所谓学人,至少是缺乏起码常识和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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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童志刚
-- 发布时间:2007-08-15 11:08:05
以下是引用李大兴在2007-08-15 03:44:30的发言:
我对赵汀阳的批评在于,在一个严重缺乏思想言论自由的地方大谈“自由问题不能简化为政治自由。单独地讨论政治自由是不成立的。没有一种自由可以称作政治自由”之类结论的所谓学人,至少是缺乏起码常识和认知。
赞同。在某个特定时间段或区域内,“简化”甚至是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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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ruoyan
-- 发布时间:2007-08-15 11:42:13
不在多个社会主体间的利益冲突中去理解权利和自由,都是没有根基的。“不想吃什么就不吃什么”还是属于哈耶克的“非强制自由”,但是仍然没有回答“什么是强制”。还是那个例子, 一个不想吸别人的“二手”烟,一个不想忍耐没有烟抽的难受,如果都在一个封闭的屋子里,谁是强制者?谁的主张是“正当”的?谁的主张构成“权利”?一个自由的获得(不想做什么)是另一个自由(也是不想做什么)的消失,这种情形下,泛泛说维护“自由”,怎么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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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play
-- 发布时间:2007-08-15 12:19:18
“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这两个汉语词汇消弭了其原来本意中的差别。“积极自由”(Liberty to)中有着分明的“向”性,也就是说,关于“积极自由”,本身不是单一度量,而是一个向量。其价值判断依据是“历史是有方向的”,而“消极自由”(Liberty from)则没有这般方向感的,而是有“来源”的,出自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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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苗体,果然一语惊人,需要读者掌握“矢量学”之后才能领悟。
-- 作者:迅弟儿
-- 发布时间:2007-08-17 03:04:09
简单的说,积极自由主要是对国家善能力的期待,而消极自由主要体现对国家恶能力的警戒。
主要是基于民众对国家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这些看法因国家(或地域)不同而受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结果使很多国家的自由程度表现得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