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选逝世.当代毕升 激光照排之父

一个高尚的人，是榜样。几年前正好看到下面的访问，没想到是王选极少的访问，当时只看到他谈技术创造上的一些轶事，没读出现在的这么多意味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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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选，生于1937年，江苏无锡人。我国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创始人和技术负责人。他所领导的科研集体研制出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为新闻、出版全过程的计算机化奠定了基础，被誉为“汉字印刷术的第二次发明”。

　　1992年，王选研制成功世界首套中文彩色照排系统，先后获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览金牌，中国专利发明金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国家重大技术装备研制特等奖等众多奖项，1987年和1995年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85年和1995年两度列入国家十大科技成就，是国内唯一四度获国家级奖励的项目。

　　他本人被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并多次获全国及北京市劳模、先进工作者、首都楷模等称号，1987年获得中国印刷业最高荣誉奖――毕昇奖及森泽信夫奖，1995年获何梁何利基金奖，2001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王选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九三学社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是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文字信息处理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电子出版新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北大方正集团董事、方正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科技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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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5年，已经38岁的王选还是北京大学的一名普通助教。然而就是这位重病十年、只能拿劳保的小助教，在汉字精密照排的科研项目上，却大胆选择了当时处于最前沿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的研制方向。

　　为什么是王选，为什么是这么一个重病十年的小小的助教，在文革后期这样一个荒唐的年代里，要去完成一个不可能完全的任务？为了这个任务，他十八年没有休息一天……

　　王选如是说：这是因为我看到它未来的价值，那将是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接触到这个项目以后，我看到工人捡铅字之苦，捡铅字人，每天走十几路，非常累，而那些熔铅的人则最苦，饱受铅蒸汽之害，这些工人，每过几年都要去打一次铅毒，职业病非常严重。并且这种工作方式效率极低。

　　我预见到了这将是一场革命，但是没有想到我会成名，会得很多奖，这没想到。

　　王选曾说：经历了18年的艰苦工作后，他也享受到了普通人所享受不到的乐趣。这些乐趣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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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六十七岁的王选在三年前得了重病，再加上去年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后，因为身体和工作的原因，这些年王选已经基本上不再接受媒体的采访，但这一次他因为对我们栏目的特别喜爱，最终接受了我们的访问。

　　记者：你自己说，这18年，放弃您的正常人的，或者普通人的生活，你也失去了很多普通人能够享受的乐趣。但是您说，这18年成功之后，你也享受到了普通人所享受不少的乐趣。这种乐趣是什么。

　　王选：主要不是获奖，或者领导人接见。我说句老实话，领导人接见，我很少有什么激动，无比的激动，然后很大的鼓舞，这种感受。

　　记者：什么最激动。

　　王选：恰恰看到用户在那儿大量用，有一次我到香港的星岛日报，看到这个系统开足马力在那儿运转，这个系统一天要出几百个版面，看那个场景非常动人，也非常兴奋。另外我一个习惯，到哪个城市都是先看报栏，哪些我们系统排的，我爱人还能看出哪个版本排的。最后到了1991年，在上海交大开会，一看上海交大那个报栏，全部报纸，包括交大校刊都是我们系统排的之后就不看了。

　　记者：不用看就知道全是您的。

　　王选：所以觉得看到一个东西，被大家广泛的接受。推广产生巨大的效益，那种场面是非常激动。

　　记者：那是一种最大的乐趣。

　　王选：最大的享受。

　　西方国家用了四十年的时间，才从第一代照排机发展到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而我国却从落后的铅字排版一步就跨进了最先进的技术领域，使我国印刷业的发展历程缩短了将近半个世纪，并且使印刷行业的效率提高了几十倍。激光照排不仅是王选作为科学家一生中最大的成就，它在市场上也创造了一个神话，现在它已占据了中国报业的百分之九十九，海外中文报业百分之八十的市场份额。

　　记者：我们很难再找出第二个产品，是一个人领导一个团队研制了一个产品，然后能够占据百分之九十九的市场占有率，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离奇的数字了，很多事回过头来看，当时您怎么判断您这个项目的价值，激光照排的价值？

　　王选：看到它未来的价值，那是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因为我在接触到这个项目以后，我看到工人捡铅字之苦，捡铅字人每天走十几路，非常累，而那个熔铅的人最苦，整个铅的蒸汽的毒害，这些工人，每过几年都要去打一次铅毒，职业病非常严重，而且效率极低，

　　当时出书难，一个书，半年一年，才出来。到现在轻松极了，我清楚记得我们系统刚刚运行的时候，有一个客户，带来一本《努尔哈赤传》。带来以后，搁在我们这儿，过了几天回来，发现三天吧，排完了，大为吃惊，这是革命性的变化，效率提高了，必然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记者：当时您就预见到的巨大的变化？

　　王选：预见到了，预见到这是一场革命，但是没有想到我会成名，会得很多奖，这没想到。

　　王选，1937年出生于上海，在家中最小，排行老五。从这张小学毕业时给同学的留言，可以看出，他是个勤奋好学的孩子，但在这幅十四岁时的画作里，也透出了几分好学生背后的顽皮。

　　王选：表面上看，我是一个不说脏话、从来不打架的，好像是一个规矩的好孩子，有些老师深情地给我写了批语，这么多年来，这样一个好孩子，品学兼优，是比较少见的。其实他们都不知道，我背后干的那些事情。背后干的事情，老师上课，上完课以后，我上课都比较认真，有时间上半节课就开始做作业，做完作业以后就想办法捣乱了。因为那个时候老师冬天穿的都是棉袍，扣子都是布的扣子，在右侧，一个棉袍一个罩衫，我再找一个框，也是要好的同学，就两个人，他就问老师问题，老师循回地转，来把老师给缠住，然后我就先把外头罩衫的扣子全解掉，再把棉袍的扣子全解掉，实际上，暴露到里头了，然后最难最难的，就是腋下，腋下的扣子最难解，要把老师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回答上，我就趁他不住意，解腋下的扣子。

　　记者：成功过吗？

　　王选：成功过。

　　记者：腋下最难的扣子也解开过？

　　王选： 有时就不敢解，也有解到这儿的时候。老师都没发现，在课堂上也没有发现，可能下了课一看，实际上我还是比较调皮的。

　　记者：但是从您这个，解最难的那个扣子也看得出来，您那个时候对解难题就有兴趣。

　　王选的父亲毕业于现在的上海交通大学，做了一辈子的会计，在王选的眼里父亲比较严厉，有点家长作风，但是父亲做事极端认真的风格深深地影响了他。

　　王选：认真到我们难以想象的地步，跟人家写信，都要复写，留一份底。

　　记者：自己要留一份底？

　　王选：人家写过来信，都按年月日，整整齐齐地排好，叠起来报纸，整齐得不了，一份都不缺。他是跟陆定一一届，在上海南洋大学，组织班上的聚会，他那时候四、五十岁，每年都要举行一个聚会，我们小孩帮他填这个信和卡片。

　　记者：邀请函？

　　王选：邀请函，他总要给自己填一份邀请函，而且必须到外头，他上班那个地方去投，自己给自己寄，投了以后寄回家里，然后收到保存起来。就这么一个非常认真，他做财务的，作财务从来没有出过问题，这种认真可能对我有点影响。当然呢，另外他非常整齐，我这个习惯没有遗传，我是很零乱，东西乱放，这是不好的习惯。

　　记者：但是像您刚才说到的，在做科研的时候，您应该是比较整齐的吧？

　　王选：非常严谨，一丝不苟，设计东西往往错误很少。在科研方面，严密严格，从年轻时候一直是这样一种风格。

　　在半个世纪前的1954年，王选考进了北大数学系，在这里，他度过了一生中最为狂热的时期。

　　1958年，正是王选毕业实习的那一年，中国进入了“大跃进”时代，北大决定研制一台中型计算机，并为此起了一个火红的名字：红旗机。

　　王选：我是这个红旗营的参谋。

　　记者：当时您是一个参谋，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王选：参谋我也说不清，在技术上出主意把关的这种状态。

　　记者：那时候你们有一个词：捉鬼。

　　王选：打鬼，抓鬼。找到，因为元器件的毛病比较多，工艺上的毛病比较多，就是抓鬼。

　　记者：您还记得怎么一个抓法。

　　王选：一种办法就是敲打，就拿着一个小锤子，在后头插件上敲，敲打很轻。因为它有虚焊点，或者原点不好，这一敲打，马上就停。

　　记者：这就发现了一个鬼，每天都要进行大量的这样的工作？

　　王选：看起来很烦琐。

　　这是当时由同学们用胶片自己拍摄、配音的红旗机短片。

　　王选：当时累到什么地步，吃饭时间过了，要到饭厅去吃饭，等菜送上来的时候，我已经睡着了，在饭桌上睡着了。早晨熬一个通宵回到家里以后，困的、累的已经没有精力脱衣服，所以就坐在这个床上就睡着了。等到口水流下来就醒来，才脱衣服，（有人）经常把我提前要叫起来，因为那边有什么问题，叫我出来，叫我的人都有经验：你去叫王选，看到他全部穿好衣服。否则他把我叫醒，我答应一声，他一走，马上又睡着了，要穿好衣服走，这才算把叫做醒。累的，大量缺乏睡眠的，最后是一种什么状态呢，我语言控制不了。脑子里随便想一个什么东西，一闪而过的，就想到小时候的一个什么事情，就想到什么事情，马上嘴巴就说出来，语言的。

　　记者：控制不了自己的语言。

　　王选：控制不了语言，最后累到。

　　记者：可能累到这个程度，您做研究，做工作，还能够很集中精力吗。

　　王选：精力非常好，一般晚上人家都要打瞌睡，我从来不打瞌睡。

　　记者：只要干活的时候，您绝对不会糊涂。

　　王选：精力非常旺盛，我想这是一种责任感。也许是我一个优点，一旦接到任务以后，总要把它做出来，这种责任感，责任感的趋势，当时根本不顾自己的身体，有点疯狂。我觉得要做出成就，往往是有一点狂热的劲头。在科学发现，就需要有这么一种狂热的追求。中国普遍都很勤奋，但是美国人有一部分人是十分的勤奋，甚至有一种狂热的态度，所以我想对科学的执著，着迷也需要这么一种狂热的劲头。

　　三年红旗机的经历，使王选养成了在一线自己动手的习惯，并且竖立了以后在科学研究中的自信。

　　和王选相濡以沫三十多年的妻子，陈坤球，一直从事计算机软件研究，在十几年的激光照排研制中，所有的软件设计都是出自她之手。但后来无论王选多么声名显赫，她都站在耀眼的光环之外，从未接受过媒体的采访，包括这一次她也没有例外。

　　王选：实际上她最大的贡献，还是在激光照排这个项目，是创始者，因为那个时候我是负责系统和负责硬件，她负责整个软件的设计。有十多年，她是整个软件的负责人，在这个项目里头她的贡献和我差不多。人们现在都说，所有的光环都带在我的头上了，她生活在我的阴影之下。

　　记者：实际上像您说的这种光环最后照在您的头上，实际上是社会或者周边环境对您的选择，也包括媒体对您的一种选择，但是你自己在家里对着您夫人的时候，你们谈起来，会经常想起来，过去的经历，你们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王选：就觉得这个呢，回想起来就是差不多是，唐三藏取经，九九八十一难关。

　　从1975年到89年的十四年间，围绕王选和激光照排的各种嘲讽和怀疑就一直没停息过。70年代，国内也有五家著名的科研单位进行汉字照排机的研究，但王选却认为，它们所选择的模拟存贮汉字的道路走不了多远，他提出，要走数字存贮式的激光照排道路。那时，王选还只是北京大学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助教，并且已经在家重病休养了十年。

　　王选：可惜当时我是一个小助教，所以一点名气都没有，所以当我提出来数学的办法，来描述字形，使信息量极大地压缩，都是纸上谈兵，有些模拟的实验，所以人们很难想象。日本连这个第三代阴极射线管照排机都没有过关的时候，忽然北大一个小助教提出来要搞第四代，基本上是相信的人极少，所以就把我讽刺成为玩弄骗人的数学游戏，说你想搞第四代，我还想搞第八代。

　　记者：当时他们怀疑您，置疑您，也是有道理的，有原因的，所以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压力。

　　王选：当时这么一种很大的压力，当然我们对这个充满了信心，觉得我们这么一种与众不同的道路，最后一定能获得巨大的成功。

　　改革开放后，正在研制工作中的王选，迎来了一个更大的挑战，一些国外著名的大公司已经研制出了激光照排样机，并且他们来到了中国，开始抢占这块巨大的印刷出版市场。短短几年，已经有几十家报社用大量的外汇购买了这些产品。

　　毛德行和王选同在一个研制小组，对于当时面临的巨大压力，他到现在还记忆犹新。

　　毛德行：一个外国公司到我们这儿来展览，技术展览。我去看去了，看他那个照排机。激光照排机很大，很大的。他那个照片照出来那个，那个胶卷照出来字比我们做出来字大。当时这个一来啊，国内有些人，就更不相信他了，说我们一定要进口，人家的东西多好，我们这个北大的东西土了吧叽的，不行。

　　记者：面对这些怀疑声，你们当时心里有过动摇吗？

　　王选：从来没有，一直从78年到88年，这个是最艰难的，我老说，学会在骂声中成长。在这种压力下，我们坚信自己的方案，有极好的性能价格，就是觉得要很好把它做出来，而且觉得要晚几年可能市场就没有机会了，所以是要抓紧时间。88年成熟以后，这个性能价格就非常表现出来了，差不多，人家五分之一的价格，功能也要强多，所以这种自信心一直没有动摇过。

　　从1988年开始，国产激光照排系统以强大的功能，仅有进口产品五分之一的价格称雄市场，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定货款就已经超过1亿元大关，一年后，来华销售照排系统的外国公司全部都退出了中国市场。

　　记者：我听说在您的这个系统研究成功之后，实际上，88年以后，快速的扩展到了各个用户，其中有包括台湾的中央日报。

　　王选：当时力主用这个系统的，是一个技术负责人，是中央日报以前叫匪情研究室的主任，后来改称大陆研究室的主任，他看完以后就说，这个系统只会给中央日报带来更高的效率，更先进的结果，出报更省力，而且他说的，你们放心，这个排出来的，一定是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不会排出来人民日报的。

　　记者：这是开个玩笑。

　　王选：开玩笑。

　　记者： 他们当时台湾那边，有没有担心用的是大陆产的。

　　王选：有有，台湾说，你们的江泽民听到北大的先进的技术，装备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一定会很不高兴，我说绝不会，江泽民同志，我曾经给他汇报过这个事情，江泽民同志讲，这是两岸交流的问题，放心，就把它做好。

　　记者：鼓励你们做好。

　　王选：跟政治无关的。

　　从 1995到 2002 年，王选一直担任方正集团的领导职务。在他的带领下，1996年，北大方正的年产值就达到40亿人民币，成为国内最大的校办企业。现在王选虽然已经不再担任集团的领导职务，但新的方正领导层说，王选会一直是方正集团的精神领袖。

　　记者：如果我们最后总结一下的话，您觉得使得你真正成名的因素都有什么。

　　王选：我觉得还是这个洞察力，和这种执著痴迷以及团队精神，这几个重要的因素。我经常在想洞察力，这个是一个科学家一个十分重要的素质，但是洞察力怎样培养，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

　　记者：怎么做到这一点？

　　王选：我后来想，可能是这样，一个在第一线上拼命干活，一个是大量看文献，可能这两条措施。

　　记者：在第一线上大量干活，你会直接接触最新的技术，直接接触到需求。

　　王选：不仅需求，而且你的一种实际动手的能力。我发现光看文献，不具体干活的人，往往馊主意很多，而且他提出的设想往往实现不了。

　　记者：不切实际。

　　王选：自己没有这个实践，而且大量看文献，是提高一种对国外的一些发展的了解，而能找到它的毛病。寻找国外最先进系统的毛病也是一种乐趣，大量看文献和干活这是能够产生洞察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记者：但是今天这个社会的这种环境，和您这个社会确实不一样。人们不能够在像您说的18年去做一件事情，或者很难做到这一点。人们的心情很难像那个时候那样能够沉下来。那这个时候您对这些年轻人，您最想劝他们一点什么。

　　王选：我想真正的成功，还是要积累和有绝招。我一直鼓励这些年轻人，需要长期积累和绝招，在年轻的时候就需要一种非常刻苦的精神，而且丝毫不能够急功近利，而且我非常赞赏西方一句话：一心想得诺贝尔奖，得不到诺贝尔奖。而且我当年做的，根本没有想到金钱上的报酬，名誉上的这种荣誉，这个当时没有想到。所以我始终这么看法，没有必要长时间的积累，没有好的洞察力和这种执著的，想成就大的事业还是有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