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关如此忙碌，人们煞有介事地回顾与展望，仿佛所有的事物都中断了固有的发展脉搏，要在一个日子转折和突变。也许是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冀望，在一个仪式化的结束和开始之际，空气中能有一种更新的气息。所以，即使是以冷静客观自许的学界，也要在这个时候，推出它的《中国学术年鉴》，尽管思想的脉络更与人为的时间设定无关。

　　引起我注意的是《中国学术年鉴》提到的年度影响力学者，名列第一的是赵汀阳。这使我有些小小的激动，因为前一阵子我颇热衷于看他的旧作。人们读书，除了求知，就是为了得到呼应，从字里行间，去寻求同样的疑惑，并抱着忐忑不安的希望———我们总期望会有奇迹，著者突然在某一页，给了一个醍醐灌顶的答案。但涉猎愈广，心思愈灰，似乎问题永远尖锐，解答则力不从心。哲学家们是最理所当然的解惑者，但是在鸿篇巨制和微言大义间，我们更多地感觉到维特根斯坦所言：形而上学都是废话。

　　赵汀阳诚实、聪明、敏感———他比较早地意识到了我们开始只关注切身的问题。我们千万不要被一个学者的宏大叙事所迷惑，尽管他议论的，都是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像他青年时期的著作《论可能生活》，其副标题就是“一种关于幸福和公正的理论”。而近年来论政治哲学，所标取的概念干脆就是“天下”。从起先到目前，都明显是要架构体系。但值得指出的是：如此气派的架构中，隐藏着一种先天的局限。一定有一些东西被遗失了，否则，我怎么感觉到了一种精神上消退和萎缩？

　　赵汀阳最为人所称许的，是他的问题意识。所谓慧眼如刀，正看在要紧处。但问题意识并不是一个哲学家最重要的品质。实际上，无论是精神肉体还是社会个体，始终存在的问题构成对每一个人的压迫，能够把压迫感叙述出来，谓之问题意识。在这个方面，一个艺术家要胜过一个哲学家。波德莱尔要胜过本雅明。尽管有意义的解答是如此困难，但哲学家的天职在此。可惜的就是，赵汀阳也没有给出更好的解答。当然，他可能不在乎这种责难，他可能会认为，这比强行建立一套自说自话的解决方案更有意义。他的诚实引起了很多共鸣。“可能生活”、“无立场分析”等理论，与其说有开拓意义，不如说起到了与时代同声相应的作用。

　　他对我们这个时代所共有的迷惑，关乎己身的体察，做了形式上古典的梳理。而由于学术底子颇为厚实，为他这些时代的共振增加了独立思考的养分。我读他的书时，经常掩卷失笑，因为他时常不多解释，硬邦邦地说：但事实就是事实。显然不屑于多说一句形而上学的废话。
　　但是，我为什么感觉到了精神气质的消退与萎缩？为什么一本把人的幸福、人的可能生活置于价值坐标顶端的著作，最终让我感到了苦涩？赵汀阳精神上的趋向，绝不是趋于功利低级的，尽管他以一种冷酷现实的眼光来看问题。这样一本著作，感觉上理应结合得十分完美，既卓尔不群，又关乎己身；既现实冷酷，又高蹈自许。但可惜的就在这里，由于赵汀阳太体察我们这个时代的需要了，尽管他极端鄙薄这个时代肤浅的快乐，但他的可能生活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一种白日梦的烙印。

　　《论可能生活》，这是一个多么蛊惑人的书名，但这里面潜藏着一个深刻的悖论。由于论证了有且只有生活和现世的人有关系，所以，即使可能生活潜伏着无限的可能性，但它已宣告了牢笼的坚实存在。所有的可能性在一个限定里面。所以看似宏大的论述，不可避免走向精神的狭隘，不管他自己承不承认，事实就是事实。

　　岁末年终之际，最宜讨论一种可能的生活。不管是形而上学，还是物质铺排。而不要说那些意志情感极为薄弱的人，即使是眼光如刀、明智自持的学人，在讨论各种可能性之际，心下一定在暗暗悲凉：因为新瓶装的是旧酒，因为无可逃于天地。

　　这不仅是技术时代的情感综合征，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我们时代的哲学家，放弃了一种勇敢的断言的权力。赵汀阳是比较勇敢的一个，但和其他所有的现代哲学家一样，对于一些无可更改的事物，他放弃了自己的努力。

　　我们该这样去要求一个哲学家吗？显然，他们承认自己的无能，反而是一件诚实的事情。但世界的问题在于：取法乎上，仅得其中。我们惟有不把生活当成唯一可能，可能的生活才得以延展；我们也惟有相信一些思想上的死结有解开的希望，人类的思想才不会僵死。

　　我们时代在思想上的问题，在于过度自负。以为已经看到深渊，无可再为；把智力和思考上的瓶颈，视做绝境。所以才会有《历史的终结》这样的谵妄之作。而其他著作，或多或少，都带有不过如此的自负，这最大的危险，在于使人们的思考停滞。我们放眼看看四周，谁不是自觉已得人生三味，看到生活的本质了呢？

　　所以，尽管赵汀阳如此言之凿凿地论证了只有生活对于人是有意义的，我也不能够接受这个结论。我根据直觉拒绝这种结论。而这种直觉的本身目的，就是为了维护生活的诸多可能性。没有参照，另一样必定虚妄。

　　我们必须寻求生活的参照系，而且，我们要警惕另一种形而上学，另一个无所不包的概念，即使它以生活的名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