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哲学操作”的含义

    这不是一个好题目，但对于赵汀阳先生的《哲学操作》一文（见《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1期）而言，它还是十分贴切的。《哲学操作》一文想说些什么呢？它试图表明：哲学不是让人去“说”、去“想”、去“看”，而是让人去“做”；哲学不是教人去如何“说”、如何“想”、如何“看”，而是教人如何“做”；哲学不是使人去“说”什么、去“想”什么、去“看”什么，而是使人去“做”什么。简言之，哲学就是做事。哲学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如何理解和说明哲学，而在于如何“使用”哲学。哲学的价值不在于它解释了什么事情，而在于它“做”了什么事情。哲学的魅力不在于它把自己说成什么样子，而在于它把自己“做”成什么样子。用作者的话说就是，哲学不是教人去“怎么看”，而是教人去“怎么办”。

    不知这番简明的概括是否符合作者原意，但我想它不会相距太远。作者的表述虽然相当得体，但却并不十分清楚。至少我们就其原文来看，还一时弄不明白它所说的“操作”一词的确切含义。但通观全文，作者的思路还算流畅。这就使得我们有一种基本的可能，那就是去对何为“哲学操作”作一番必要的思想梳理和哲学辨析。

    如果不是滥用“本质”这个词语的话，我们就不得不说“哲学操作”本质上谈的是一种哲学方法，或哲学技巧，或哲学形式，它的目的是使哲学具有一种可验证性、可观察性、可把握性、可使用性、可感知性，即，可操作性。哲学不应该面壁而坐、闭门造车地自言自语，因为那将是谁也无法加以验证的（神秘、空洞、无谓）话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使哲学脱胎换骨（而不仅仅使哲学改头换面），使哲学具有另一种新的样式。这种新样式是一种真正的形式，不妨称之为“形式主义”，它能使哲学产生效用，能使人们感受到哲学对于指导人们如何“做事”发挥实际功能和具体效果。简言之，能帮助人们“做成”某件事。

    要求哲学必须具有能够直接导出某种显而易见的结果的功能。这就进一步要求哲学必须具有一种可操作的程序和可运行的过程，而这正是《哲学操作》所极力论证的命题：哲学即是操作。哲学之为哲学，就在于它能操作。

    而哲学作为“操作”，它所具有的程序性、技术性都是不言而喻的。同时，作为“操作”，哲学就不是破坏，而是“建设”。这样，哲学由于“操作”的保障，就变得有用了。人们将从哲学“操作”中，判断和得知以前不曾发现的种种问题的是非得失。基于这种哲学“操作”，人们就可以有充足理由判断和评估自己究竟“做成”了什么事情没有。也就是说，“哲学操作”所要求的是：人们应该根据自己如何“做事”以及“做”的真实效果去判断一种哲学。哲学应由解释世界而变为改造世界（马克思的命题），应由认识自我而变为完善自我（伦理学的规定），应由说明真理而变为“制造”真理（工具主义的要求）。哲学不应再继续停留在生活外部而对生活品头论足、观摹描述，发表种种不着边际的可笑“意见”和幼稚“看法”，而应该进入生活内部去直接行动、参与。即，哲学不应是描述式的、欣赏式的、评论式的，而应是操作式的、行动式的、实践式的。

    哲学只有如此“操作”才是哲学。才能走出幽暗冷寂的象牙塔而进入明亮火热的现实生活。如此，哲学就实现了自身的变革，就从“旧哲学”转变成“新哲学”。所以，“哲学操作”实际上就是“操作哲学”。所谓“操作哲学”就是把哲学当成一种对生活有用的东西来“操作”，当成一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工具来“操作”。这样，在“操作”的过程中，也就自然诞生了作者所理想的哲学；在对哲学的“操作”中，哲学本身成为可能。因“操作”哲学而得以成为可能的哲学，便不再是一种在哲学内部自编自导自演的解释性话语，它不再是“旧哲学”，而是在“操作”步骤中逐一得到具体落实并指导人们“做事”的观念、思想。

二、“哲学操作”的“平常思”

    或许，作者想说，“哲学操作”的真正含义在于：哲学除了“操作”，别无选择。所以，“哲学操作”所要求的恰恰是“操作哲学”。所谓“操作哲学”有两层意思：其一，它并不是说“操作哲学”是众多哲学（诸如现象学、分析哲学、存在主义哲学、生命哲学、符号学哲学等等）中的一种哲学，而是唯一的哲学，是唯一能够改造哲学的哲学，是唯一能够使哲学改变形式的哲学；其二，“操作哲学”是对哲学本身的直接“操作”，是哲学实现自身内在价值的唯一正当程序。

    这样，一个悖论就由此而产生了：对于那些非哲学的事物来说，“哲学操作”要求把哲学当作能够解决具体问题的有用性工具和方法；但同时，“操作”之于哲学，却又是一种不折不扣的目的和本质。因而，“操作”本身便呈现出奇特的双重性：对于非哲学，它是工具；对于哲学，它是目的。但哲学“操作”之所以可能，其终极原因何在呢？也就是说，哲学“操作”之所以为哲学“操作”，究竟是首先因为哲学本身呢？还是首先因为非哲学之物呢？看来，作者似乎并没有明确意识到这个问题。作者一再声称他想说的是：哲学“操作”之所以可能，主要是因为“旧哲学” 不顶用了。而“旧哲学” 之所以不顶用，又主要是因为它对日常生活是“多余”的，对于科学知识是“无用的”。所以，作者认为非常有必要开发出一种“新产品”、“新能源”，而不是在“旧产品”、“旧能源”的基础上再搞某些“改进型”的东西，从而“进入智慧的方式”去解决思想问题。这种思路诚然可取。但我想问的是“哲学“操作”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它是首先为了哲学自己？还是首先为了哲学之外？如果作者不能证明哲学本身与哲学之外并非一回事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就不能随便回避或取消。

    如果哲学“操作”首先是为了哲学自己，那么，它就不必考虑和顾及哲学之外的种种反应和非议；如果哲学“操作”首先是为了哲学之外，那它就更没必要在哲学身上作文章、找借口、打主意。因为哲学毕竟不是为了哲学之外的东西而存在的。哲学是哲学本身的事情。倘若哲学不想对哲学之外指手划脚、施加权威的话，那么，哲学之外显然也就没有多少过的硬的理由去职责哲学不关心它、不理睬它、不重视它，对它毫无用处等等。因为这种关系是相互的、辩证的、互动的。这种互动关系的本质是：既不能因为哲学而丧失了生活，也不能因为生活而牺牲了哲学。哲学诚然要满足某种需要，但这种需要必须首先是哲学的，其次才是生活的。很难想象，对于哲学来说，生活的需要会高于并压倒哲学本身的需要。

    当然，对于作者来说，仅仅满足哲学本身的需要的哲学，还是“旧哲学” 的残渣余孽。因为作者的逻辑是：仅仅满足哲学内部的自我需要，根本不需要任何实践性的“操作”，而只需在不同的“意见”和“说法”之间寻找一个自圆其说的“解释”就行了。但在作者看来，这种“解释”充其量只能空洞地说明问题，而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必须要进行实际“操作”。而“操作”就要有可操作的步骤、程序、方法、技术、规则和标准等等。这样一来，哲学与生活之间的环节就被打通了，“旧哲学” 就被改造成“新哲学”了。

    但我总感疑惑的是：哲学“操作”的这种工具性本质和技术性本质是否真的就能如愿以偿地体现出来，并达到它的根本目的？显而易见，作者提出“哲学操作”一说受到维特根斯坦的很大影响。追求精确的技术性倾向和工具主义的特征作为维特根斯坦哲学（包含前后两种哲学）风格的一部分，是很突出的。尽管作者不满意维特根斯坦哲学观的过于消极和软弱，而力求弄出一种更为积极和刚健的“操作哲学”，但其骨子里仍不脱其技术主义和工具主义本质。

    而这一技术主义和工具主义本质就决定了“哲学操作”只能把哲学规定为一种方法论式的东西。它要求通过一种可操作、可验证的方法，去实现哲学的价值。当然，“哲学操作”所提倡的方法论功能并不是一种知识论的东西，它不是为满足知识论的需要而产生的，它不打算去解决任何知识问题。因为解决知识问题有科学就足够了。“哲学操作”所要求的方法论功能仅仅是对实际生活而产生的各种问题而设立的。它是一种高超而又实用的“智慧之道”。通过一种“建设性的”、“创造性的”“操作”活动，而激活和开发出哲学所包含的智慧潜能，使之去解决生活实践中所产生出来的用其他手段难以解决的各种问题，进而转化为一种对行动有用的思想资源。故而，作者对中国哲学中所具有的那种实践精神品格（如老子）颇为倾心。但哲学作为方法论，我很难说它比作为知识论的哲学和作为本体论的哲学更高还是更低。但至少它不可能象作者所断然宣称的那样可以轻易地把知识论哲学和本体论哲学取消。

    即以作者所设定的“哲学操作”模式为例，这种方法论的功能也颇堪忧虑。

    存在着思想需求X，
    有思想方法a，b，c，… n，
    为满足X，a是唯一的或最好的。
   
    其实，这个模式中的每一项，都构成一个天大的问题。首先，“存在着思想需求X”究竟是哲学的需求还是非哲学的需求？如果是哲学的需求，如何断定？由谁断定？由哲学吗？但这时哲学还没开始“操作”，无法断定。由社会、生活或“客观”断定吗？但社会、生活或“客观”又怎能断定哲学的需求？如果是非哲学的需求，又如何断定？没有开始“操作”的哲学不能断定，而社会、生活、“客观”的断定就更不需要哲学来证明。其次，这个“思想方法a，b，c，… n”又是怎么得来的？这种得来的途径和渠道是哲学还是非哲学？如果是非哲学，那它就不符合哲学“操作”的规范；如果是哲学，那么这种“思想方法”显然就不是从哲学“操作”得来的。第三，“为满足X，a是唯一的或最好的”。凭什么说“a是唯一的或最好的”？根据何在？如果由哲学来证明，那哲学这种证明就不是在“操作”；如果由非哲学来证明，那么，它就更不是在进行哲学“操作”。总之，两种情况都与哲学“操作”无关。这样一来，“哲学操作”的模式并没有导出一个有效的哲学“操作”结果。这确实令人沮丧。

    总之，立足于方法论，使恍惚神秘的哲学混沌有一个可把握的简便程序和易于验证的操作手段，这个想法本来不坏。但我总怀疑：方法论式的哲学“操作”是否就一定能救哲学？当然，“哲学操作”的目的并不是拯救“旧哲学” ，而是创造“新哲学”。《哲学操作》批评“旧哲学” 由于缺乏操作性，而只是原地踏步式的从“观点”到“观点”地在内部兜圈子、自我演绎、自我循环，它既是原理，又是标准，故而均能自圆其说。其实“哲学操作”所说的“有用”和所谓的“异常思”同样概莫能外，也属封闭式的原理兼标准的“旧哲学” 作法。因而，通过哲学“操作”是否就一定能“操作”出一种“新哲学”？这想法不但可疑，而且也无道理。我还想指出的是，如果某种“思想需求”由哲学的方式产生，具有真正的哲学性，那它就不可能以任何非哲学的方式加以解决，任何非哲学的方法都是无济于事的。它只能通过哲学自身的持之以恒、循序渐进的积极努力来加以解决。但这种过程必然很慢，成效必然很小。这也正是哲学问题区别于其他各种非哲学问题的基本点。因为真正的哲学问题总具有某种超时空性，它永远不是仅仅属于某一时代和地域的问题，这就决定了超时空的哲学问题是不可能被时空性很强的非哲学方法解决的。当然，这种“超时空”的说法本身或许就不大合乎“哲学操作”所规定的语境。但我仍然相信，哲学问题只能被哲学本身解决。也许这种解决是用一种“操作”式的方法解决的，也许是用一种“非操作”式的哲学解决的。换言之，哲学问题或许是哲学用“操作”式的方法解决的，或是哲学用“非操作”式的方法解决的。这都可疑，也都有可能。因为，哲学“操作”毕竟是哲学的多元选择之一。我所不能同意的是把哲学“操作”搞成一种类似“哲学决定论”的东西。所谓“哲学决定论”是指它认为哲学内部有一种力量（或性质、或活动）在决定着哲学的命运和存在，在决定着哲学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当然，如果这种“思想需求”不是由哲学的方式产生，那么哲学就将变得百无一用，这种“思想需求”的解决就用不着哲学来插手。任何一种哲学，包括作者寄予厚望的哲学“操作”恐怕也是无能为力的。这样看来，哲学“操作”本身究竟有什么用的确还是一个问题。尽管《哲学操作》宣称要使哲学变得“有用”一些。但它本身却很可能是无用的。因为，它无论对任何一种“思想需求”都没有什么直接用处。非哲学性的“思想需求”压根用不着哲学“操作”来解决，哲学性的“思想需求”则不一定非要用哲学“操作”来解决。哲学“操作”只是解决哲学性的“思想需求”的多元选择之一，而根本不是唯一的非此不可的必然选择。

    况且，我还有一种感觉，那就是：作者要求哲学“操作”所具有的方法论功能，虽然不是一个新话题，但却还包含有另外一层含义，即，某种急功近利式的哲学命令。这个意思还可以表述为：哲学被自身的传统的非操作性封闭的太久了（起码象样一点的哲学史就有两千多年），它急需转化成一种对社会、对生活、对问题切实有用的思想资源，否则，它就会长此以往地腐烂下去。而且，我们不妨再作些引申：中国哲学本来是不错的（作者曾有这个意思），只是缺乏必要的操作手段把它内在的思想资源开发出来，故而不能有用于社会和生活。这或许可以理解为是对中国哲学进行改造的一种有益的尝试，同时也是对中国哲学在近代以来日渐式微、复兴无望的一种忧虑和不安，最后还是弘扬中国哲学的一种积极努力（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这一点）。按照作者的看法，哲学不能“操作”就不能算是哲学。至少不是“好的”哲学。西方哲学没有“操作”，只是陷在知识论泥沼中空谈一些与科学技术无益的问题。但我们却不能说，科学技术不是实践和“操作”，因为科学技术毕竟改变了整个人类生活和现实世界。既然如此，那么，谈论知识问题的哲学何以就没有在实践和“操作”呢？起码它也是间接地参与了科学技术对生活和世界的实践活动和“操作”过程。这样说来，西方哲学就不能被打入“哲学另册”。彻底地说，所谓“哲学操作”也是从西方哲学中概括出来的一种说法。与之相反，作者倒是认为中国哲学是“操作”的。“在中国思想中，诸如‘道’‘仁’等最基本的概念从来就不是意味着某种事物或性质，而意味着某种做法”。如果这是真的，但我却不知道如此“做法”的中国哲学究竟让中国人做了什么，做出了什么，做成了什么，做好了什么，做对了什么。

    另外，关于作者所自诩的“无观点”或“无立场”思考，这点倒不象作者所说的那么难以理解。因为他的表述虽然过于笼统，但还比较直观。它使得任何人都有可能把自己的“观点”说成是依据“思想的需要”或“现实的需要”而作出或产生的“无观点”的“观点”。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哲学操作》一文似乎并不是一种“无立场的观点”的“异常思”。比如，作者既反对把哲学弄成科学，同时又主张哲学必须有用。但科学恰恰是有用的。这样作者就只能把哲学之用有别于科学之用。科学用于事物，哲学用于观念。而观念是“思想操作”，它要把哲学“操作”成对生活有用的智慧。实际上，这两种用处的区分，既勉强，也不必要。因为主张哲学之用恰恰是以科学之用为参照的。作者正是有感于科学之用，才主张哲学之用。哲学之用正是受科学之用的启发而演绎出来的。尽管它所用的对象和方式不同。作者认定，如果哲学没用，那哲学就具有理由以“哲学”的名义继续存在。故而，“哲学操作”的思路本质上是一种科学式的。因而，也属于一种“平常思”或“日常思”。

三、“哲学操作”的“异常心”

    就《哲学操作》的期望值来看，它打算独自解决全部哲学问题，即“旧哲学” 试图解决而又没有（能力）解决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哲学操作》试图指导人们在伦理生活中如何“做人”和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做事”。当然，“哲学操作”如果真的能做到这一点，那它的确是有用的。但我恰恰不知道它如何做到这一点。所以，我一点也不知道“哲学操作”如何使自己成为有用的。作者说：“一切哲学都应该是应用哲学”，所谓有用就是对“生活实践”有用。我并不认为哲学应用于生活就会降低哲学的价值，但是否必须说，哲学只有应用生活，才是哲学？哲学要应用于生活，就必须去关心“观念”，而且“只关心观念如何成为有效的思想以及如何有效的操纵行为”。即，“哲学就其能力而言只能说明一个观念是否有存在价值以及一个观念有什么用处”。如果一个观念导致了一个行动，一个观念影响了一个行动，一个观念改变了一个行动，这个观念就是有用的，就是值得哲学关心的。总之，观念必须落实在行动上。这样，这个行动就是“智慧”的，有“道”的。

    人们都懂得，观念可以改变行动。但我们却不能事先就设定了一个为了改变行动而去改变观念的目标。那样的话，就完全颠倒了思想的固有程序，而使思想变得浮躁偏激，急功近利。把观念与行动拉开一定的距离是必要的，否则，两者离的太近，对双方都没好处。分则两全其美，合则两败俱伤。求合而不求分，或许这正是中国智慧的不幸之道。因为中国哲学向来有一种过高的生活要求和过强的行动欲望。这是值得警惕的。否则，把这种情结带进现代哲学的思考中，将是令人不安的。

    但这正是作者的立足点所在。基于这个思路，作者认为哲学“操作”必须同时去知道人们的伦理生活和日常生活。但我总感到，如此“操作”哲学不但过于冒险，而且非常危险。因为它隐含有这样一个可怕的前提：哲学之为哲学，就是操作的；哲学之为操作，就是指导生活。这个生活包含两个方面：做人的生活与做事的生活。做人的生活就是道德生活，做事的生活就是日常生活。如此一来，哲学通过“操作”就直接而又广泛地进入人的生活世界内部，并进而全权垄断了人的生活世界。因为哲学“操作”是以生活的权威指导者的身份而君临生活世界的。哲学“操作”对生活的包办势必导致对人的生活的全面干预和普遍独裁。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说哲学“操作”是去应用于生活；不如说是来统治生活；与其说哲学“操作”是去指导生活，不如说是来支配生活。这种“理论来源于实际，又回到实际”以及“理论联系实际”式的“思想操作”实在害人匪浅，罪莫大焉。

    我不知道，哲学“操作”对人生活的这种全面封锁同宗教又有什么区别？而“可能生活”又如何可能？哲学“操作”一方面教人去如何做人，这就代替了伦理学；另一方面又教人去如何做事，这就代替了逻辑、科学、艺术、语言学等。这样一来，我弄不懂“哲学操作”到底使哲学变得更“小”了，还是使哲学变得更“大”了。因为，作者明确说，哲学必须要比逻辑“小得多”，哲学只可关心与实际生活相适应相对称的那一部分。所以，我看不出作者的真实意图到底是什么。他似乎既想说哲学应该是有限的，同时又想说哲学“操作”应该是无限的。因为人的生活世界的每一角落都处于哲学“操作”的严密监视之下。而“旧哲学” 却远远做不到这一点。因为“旧哲学” 缺乏有效“操作”的必要手段。这样，之下在“操作”下就有可能成为实实在在的有用的生活智慧。它可以使“平常心，异常思”均得以平衡地发展和实现。哲学不再去谈论那些涉及事物的知识论问题（否则它就成了“伪科学”），也不再去论证那些无用的问题（否则它就成了“伪宗教”）。哲学开始转换职能，改换门庭，以“平等”的姿态去关心生活，指导生活，解决生活问题和现实问题。这种设想过于美妙，令人难以置信。难道哲学“操作”在极力使自己变得有用的时候，就没有把人、把生活变得无用？难道哲学“操作”在指导人的日常生活时就没有可能因不太高明的智慧之道而对人的行动处处加以干涉和限制？难道就没有可能使自己身不由己地陷入日常生活的琐碎事务中而变成一种目光短浅、见识狭陋的庸俗主义哲学？

    真正说来，哲学并不能解决问题，它所能做的只是（不断）改变问题的（不同）提法。就此而言，哲学确乎是无用的。但我们却做不到为了某种“用处”而取消哲学。哲学可能是无用的，但却必然是有有意义的。意义是祝福，用处是造福。即，哲学只是祝福人，而不是造福人。哲学只能说明幸福，但却不能“造出”幸福。哲学虽然证明幸福必然属于人，但却不能保证人必然幸福。因为哲学的出发点向来不是偶然的结果，而是必然的前提。结果可能有用，但前提更有意义。哲学的价值不在于有用，而在于有意义。哲学只是一种关于幸福的声音，一种目光，一个方向，如此等等。这些都有意义，但又都没用。从用处的观点看，哲学“画饼”不能“充饥”；从意义的观点看，哲学“画饼”本来就不是为了“充饥”。所以，从任何一个角度，都无法为哲学的“失职”而给它定罪。因为哲学不是为了天堂的门票、通行证或介绍信。哲学关心人的幸福，但并不负责人的幸福。哲学不是幸福的摇篮或保姆。哲学不负责保证什么，因为这个责任根本就不属于哲学。哲学对人幸福的关心和对人苦难的爱，本质上表明它既没有增加人类幸福或改变人类苦难境遇的能力，也没有强迫人们去相信它所说的一切并按照它的指示办事的权力。指定哲学必须给人提供幸福，命令哲学必须使人找到幸福，这不仅夸大了哲学的能力，也滥用了哲学的权力。因为哲学没有权力承诺自己办不到的事情。哲学教人沉思，无穷无尽地沉思是哲学唯一能做的事。但这件事，哲学却无法教人去做。它只能证明它在沉思时是无法再做其他事的。

    我想，较为可取的设想只能是哲学“操作”作为操作哲学的一种不太坏的尝试，可能会给哲学提供一个新的思路，使哲学多一条腿走路，使哲学多一种选择。因为哲学既然可以思辨，可以分析，可以批判，可以解构，当然也就可以“操作”。这点本不成问题。但一旦把它人为地、做作地、反常地弄成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那么这种做法本身也就大成问题了。所以，不合理、不适当地夸大或拔高哲学“操作”之于哲学的神奇功能反而会削弱它本身固有的那么一种有益效应。本来，就思辨、分析、批判、解构、“操作”之间，地位应是平等的，不应有什么高低新旧之分。哲学“操作”是否一定就比哲学思辨、哲学分析、哲学批判、哲学解构更为优越，还不能靠一厢情愿的幻想来予以证明。许多哲学都喜欢以反哲学的面目出现，我不知道这对哲学意味着什么。但哲学的气数不会很快就尽的。尽管不止一个人不止一次地为哲学的死亡作了提前预测和过早判决。但寿终正寝的往往不是哲学，而是那些宣告哲学死亡和破产的浪漫预言。《哲学操作》想消灭哲学，想搞出一种“新哲学”。《哲学操作》希望不要用哲学的自我宣言来证明哲学的用处，而应该用哲学的实际行动来证明哲学的用处。《哲学操作》认为自己能通过“操作”而“证明”那些“旧哲学” 只能基于不同立场和观点加以解释和发表意见但却不能“证明”的实际问题。这想法明显有一种露骨而又自负的哲学乌托邦的味道。它仿佛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哲学福音。所谓哲学福音就是说，哲学承诺了自己根本办不到的事。不管能否实现，也不管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它必须要多少有一点新的东西。它不应使哲学变得更贫乏、更浅薄，而应该使哲学变得更丰富、更深刻。因为多样的生活需要有多元的哲学，而多元的哲学也能创造多样的生活。所以，这种需要不应片面地理解为是哲学对生活的满足，同时也必须辩证地理解为是哲学对自身的满足。当然，“哲学自身”可能属于《哲学操作》所要反对的东西，因为它认为哲学仅仅是适应生活需要而产生的某种可操作的有用性思想，所以，不应该也不可能在生活世界存有“哲学本身”这种东西。但哲学本身恰恰正是我所予以强调的。因为如果不存在哲学本身这种东西，那么我们关于哲学的所有话题就都将失去根据，而变得毫无意义了。如果要我选择，我更喜欢过那种在沉思中行动的生活，而不喜欢过那种在行动中沉思的生活。同时，我也知道，这种选择其实不是我个人的事情。它本真地涉及到哲学本身。我相信，哲学本身决不单单是“做”出来的，即“操作”出来的。所以，它不必去刻意地寻求某个使自己得以有用武之地的对应物才能证明自己的非凡价值。

   
(时)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历史系
(原杂志)责任编辑：张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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