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曾有人问到我“搞哲学搞的是哪一部分”，我当时无法回答，现在仍然不能很好地回答。我所关注并且一直为之不安的并不是“某一部分”的哲学问题，而是“搞哲学”这个问题。

    在哲学的“知识”方面，我向来很后进。1978年考大学时我还不知道黑格尔是谁，尽管当时在中国文人眼里黑格尔是最伟大的哲学家。在哲学系读书时，我甚至厌恶哲学，因为我感受不到哲学书所讨论的那些“最大的”问题有什么重要性。开始我觉得错误可能在我，因为我知识贫乏。多年之后我终于坚信最大的问题不一定是最重要的，错误不再是我的而是哲学的。我感觉有了一种思想才能，可以用来破坏而后建设一个新的哲学概念。同时还体会到，智慧不可能通过知识去获得。

    在到北京上大学之前，我一直生活在广东一个边远小城，那时即使不说是穷乡僻壤，也是一处闭塞之地，诸如科学、人文思想、音乐、戏剧这些东西是绝对的遥远，只能见到一些小说和图片，好像这就是世界。小学和初中时我曾经决心要当画家，还研究古诗词想当诗人，倒不是因为有这些方面的才华——事实上我自己很快就发现不具有这些方面的才华——而是根本没有别的天地可供发泄才华。同时也研究文学，糟糕的是，由于见不到别的文学研究，于是以为“红学”是唯一的文学研究。我至今还打算坚持认为我在初中时的一个红学见解是真正的“创见”，简单地说就是认为高鹗的续作比曹雪芹关于结局的设想要高明得多，因为精神上的幻灭比事实上的家破人亡在悲剧性上要深刻得多，尽管家道复兴富贵如初，但痴人奇情温柔之乡不复存在，这种无聊式的空荡荡才会使人有悲难言，而家破人亡只是一种常见的套路。大概如此，当然那时我不可能表达得这样成熟。诸如此类五花八门的“创见”还有许多，但大多数都是荒谬的，当时毕竟思想水平很有限。家乡的闭塞性显然不利于知识的增长，记得刚到北京时曾惊讶地发现，所有人都知道一切事情，而我一切都不知道。不过，闭塞性很可能反而激发创造性，因为一切都要靠自己去想像。有一次李泽厚说到我以为考不上他的研究生，因为在答题时多半是胡说八道。李泽厚说他记不得是些什么样的胡说，但记得很有“判断力”，他解释说就是能发现并抓住重要的问题。

    现在想起来，我早就自发地思考过一些哲学问题，尽管在很长时间里不知道那些问题是“哲学的”。我曾与一个初中好友（他高中时就自杀了）整天讨论生活的意义、幸福和爱情。这些讨论肯定十分粗浅毫无条理，但也有一个额外的好处：我们毫无知识背景，没有什么现成的传统和理论可以利用，这样反而能够直接亲临问题本身。尽管这些讨论没有使我获得任何一个清醒的结论，但很可能培养了一种我坚信是正确的思考习惯，即亲临问题。只有在能够亲临问题的前提下，所有的传统和理论才能被积极地利用，否则就只是一些堵塞思路的思想障碍。

    大学给了我一个自学哲学的机会。大学课程多半是无聊的，但大学里人人都在思考，这是良好的自学环境。对于大多数学科来说，标准化的、按部就班的学习可能是合适的，但对于哲学（还有文学），标准化学习恐怕事倍功半。大学时代正值“开放”初期，大家思考的热情极高，不过所谈论的问题通常过于笼统含糊，对此我很迷惑也很不满。当时有一阵子所谓的“真理标准”的讨论，我隐约感觉到真理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而且，人们对真理的一些通常理解中暗含着严重的缺陷。一直到近两年我才觉得终于看清了真理问题的一些要害，因此便开始表述一种新的真理理论。多少令人有些惊讶，当时还出现了“美学热”，我也很有兴趣。有个同学叫孙元宁，一个思想澄明的人，有一次给我了重要的启示，他大概是这样说的：我们不可能在对一种艺术无所了解时就说它是美的还是不美，例如一首摇滚歌曲（这一例子似乎不太恰当，但当时正听着摇滚），我为什么觉得它好，我只是觉得它的确是一首摇滚，而且它和所听过的大不一样。我因此感觉到诸如“美”、“表现”、“意味”等问题根本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有趣的是数年后我读到维特根斯坦也有类似见解，当然维特根斯坦的见解要深入得多。后来我把美学论点写成一本书，但显然有不少缺陷，已经远不及我今天尚未表述的见解。

    美学不是我的研究主题，后来我主要研究存在论、哲学逻辑和伦理学，在1990年前虽有各种进展，但还没有一个完整的思路，尽管对现行的哲学操作非常不满，但还不能设想出另一种哲学操作。多数哲学家都对我有所影响，但具体真实的生活、生活中周围的人们以及其它非哲学领域的思想对我有更大的影响。专门的哲学家的偏执过火的追问往往引向一些大而无当的问题，好像能够为哲学而哲学，而忘记了人们对哲学的真正需要和哲学的真正功能，哲学变成了一种脱离实际的文化惯性。那些非哲学的思想虽然在主题上与哲学无关，但在思想细节上却富有启示性。例如布劳维尔、康托、希尔伯特、哥德尔的一些数学或逻辑思想都曾使我受益。我还记得莫绍揆在一本介绍数理逻辑的书中关于函数的解释使我茅塞顿开，确实如莫绍揆指出的，一般教科书讲函数都含混不清，从中学以来我一直就搞不清楚。函数关系意味着一种最基本的思维方式，这些思想细节和哲学大大有关。

    90年左右，我猛然意识到，现行哲学从思想方法到所思考的问题都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不良的哲学操作却损害了哲学。使我不满的已不再是哲学中某个具体理论观点，而是哲学的运行方式。这要求一种整体性的改变的道理而不是某方面的修改。前不久看到维特根斯坦有一段话似乎可以用来表达这种整体性改变的道理，大意是这样的：解决哲学问题就像开一个复杂的保险柜，只有当每道机关同时对上了，才能一下子打开门，一点一点打开是不可能的。当我意识到整体性改变的必要性，就不再就某个观点斤斤计较，每个问题都不再仅仅属于知识论还是伦理学或者美学，而是牵动着哲学整体。整体地改变哲学这一概念，这并不是我的一个私人愿望或兴趣，而是思想的要求，是思想本身自然发展出来的需要，我们迫不得已面对它。这一经验使我意识到：思想不能按照私人的兴趣和要求，而必须按照思想自身的要求，否则所谓的思想必定弱化为一种文学类型或文化杂谈感想。尽管思想永远是为了人的，但却不是用来感动人的，思想本身是冷酷无情的（有人曾把我的哲学理论描述为“思想谋杀”）。由于我的论述风格比较冷酷，因此有些人认为我的思想与分析哲学比较亲近，其实恰好相反，在我看来，分析哲学毛病很多甚至是不可救药的。我坚信我的思想是中国式的，当然是现代化了的中国思路。至于表述形式，仅仅是选择了现代的风格。我近几年的想法主要表述在《走出哲学的危机》和 《论可能生活》两本书以及一些论文中。

    假如我关于哲学改革的设想是恰当的，那么，哲学会有什么样的新面目？或者说，我希望我的设想能给哲学带来什么后果？

    人类观念的主要形式是描述和理解，前者想说明某种东西“是 ”什么，后者想把某种东西“看作是”什么，由此分别形成知识和意见。哲学一直不能表明自身是知识还是意见，糟糕的是，哲学家们以为哲学或者是一种更高的知识或者是更高的意见。我希望人们意识到，根本不可能有哲学的知识或意见。假如哲学是知识，那么是多余的，因为在科学之外不再有什么有用的知识；假如哲学是意见，那么毫无特殊地位，因为它不可能比日常意见更重要，而且通常只不过是些贴满了文化标签的日常意见。哲学试图制造出一些真理。真理不是知识，知识也绝不是真理。科学虽然是人类智力的顶峰之作，但却不是真理，而是对世界的高效解释。真理只属于逻辑、数学和哲学。就是说，只有当思想的对象恰好是思想的创造作品时才会有真理，至于世界和历史，我们永远只能“在外”地进行解释，说起来道理很简单：只有我们的作品，我们才有全权断言它。如果哲学是知识，那肯定是最差劲的知识；如果哲学是意见，那无疑是最差劲的宗教。从古希腊开始，西方哲学就犹豫于知识和意见之间，有趣的是中国哲学从来就没有这类困惑，在中国，纯粹的思想从来就不是知识也不是意见，而是“道理”，在我看来，“道理”就是哲学真理。这其中暗示着一种新的真理概念，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把它做成一个真理理论，但结论却简单得出奇：西方哲学错误地用知识论去解释真理，其实x是真的、x是好的等等只是取值类型不同，并不存在所想像的更多的差别，至于x是真的或x是好的这些形式下的命题哪一个是真理则取决于是否有相应的充足断言条件。我相信这一真理概念可以导致一些不寻常的结果，例如价值命题（尤其是伦理学命题）可以是真理。这正是中国式的哲学精神，在中国思想中，无论真伪善恶都有一个“是非”问题。知识在于发现，意见在于趣味，智慧在于创造。哲学的任务是制造真理。

    我的另一个更有特色的理论是所谓“无立场”或“无观点”的思想。这一理论往往令人反感，有不少人告诉我这一理论可能过火了，因为有悖常理。但我这一理论想表明的恰恰是哲学是一种反常思想，否则哲学就没有价值。这种反常性只表现在思想方式上，因此我强调哲学的“平常心、异常思”。其实，“无立场”这一要求并非不允许我们从某种立场观点去看事物，而是准备剥夺任何一种立场观点的价值判定功能，也就是说，任一立场观点都不是一个思想的证明，都不能表明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好的。以往哲学都是有立场的，我敢说，对世界和生活的任何一种哲学的解释，尽管有着吓人的思想伪装，但决不比任何一种拙劣的迷信更可靠。我们要求哲学表现出一种明显的智慧之道，就像我们要求医生对疾病有着明确的诊治手段，我们决不希望医生根据不同的“立场”把某种疾病说成是肺炎、肠炎和消化不良。一个哲学家，无论多么伟大，他至多有着更高明的思想操作，但绝不意味着他有着高于正常人的更有价值的立场、更值得赞叹的感受、更值得模范的体会。每个人都有哲学立场观点，哲学的立场观点恰恰不属于哲学，哲学必须退出哲学立场观点而发展成为哲学的思想操作。在《论可能生活》一书中，我试图以实践的方式表明，在没有预设的立场观点的条件下，仅靠一些基本事实和纯粹的思想技巧即能引出足以解释伦理问题的原则。

    由“无立场”这一哲学性质，我很自然地想到有必要设计一种新逻辑。对于人类思想来说，科学所能说明和证明的东西是有限的，逻辑（一般意义上的逻辑）的能力同样是有限的。现代哲学特别是分析哲学对逻辑很迷信，其实逻辑只是思想的一项要求，它根本没有充足的能力去说明思想的恰当性，甚至逻辑本身就需要被说明和解释。逻辑学家通常只是关心逻辑系统的严密和完备，但却几乎不能说明逻辑。我希望有一种新逻辑或者说思想自身解释的方式，它至少能够表明：（1）逻辑操作的真正性质是什么样的，这是从思想对逻辑的要求去反思逻辑而不是按照逻辑去解释思想；（2）人类思想中各种基本原则怎样才是恰当的。思想的基本原则无论是属于哪个领域的基本原则都正是科学和逻辑所不能说明的，人类一直不能做到这一项自身解释。把思想的基本原则说成是先验的或自明的，这实际上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基本原则必须能够以某种思想操作模型去说明。关于新逻辑，我自己心里也不十分明确，我只是意识到了这是思想自身的一项要求。我猜想思想的自身解释首先需要建立一种新的语言理论，它与分析哲学所关心的语言问题和语法结构完全不同。

    按照我对“哲学”这一概念的改革，哲学的问题和思想结构都有着很大的变化。哲学问题不再是关于世界而是关于观念界的问题，哲学问题的意义不再是引出某种观点而是导致某种思想或行为操作。哲学不再是关于事物的描述和理解，而是关于行动的决定和决断。一个事物的存在和本质不是问题，怎样使用这个事物才是问题。哲学一直都过于注重名词或主词，而我坚信首先必须关注动词或谓词，并且永远使关于主词和名词的问题服从于关于谓词和动词的思考。不要总向别人宣扬你的理解、体会和观点，任何一个哲学家或者任何人的理解和体会都不可能比任何一个别人的理解体会更有价值，因为没有一个人需要别人的体会（除非是日常生活的交流）。别人只需要有人能提供一些有效的操作。无论是关于真理和意义还是关于幸福和公正，我都只想指出一些有效的操作。尽管我的表述是现代式的，但精神实质却是中国式的。在中国思想中，诸如“道”“仁”等最基本的概念从来就不是意味着某种事物或性质，而意味着某种做法。

    如果我是对的，哲学将有一种新结构。首先将取消知识论，传统意义上的存在论也不再存在。这是我的所谓“元观念学”或“观念存在论”的两个基本后果。哲学的新结构将以伦理学和思想操作原理为主题。伦理学是人类全部生活问题的极端思考；思想操作原理是人类全部思想问题的极端思考（包括逻辑基础、数学基础、语言理论甚至艺术理论）。

    我在思想上的各种设想从来都没有那么圆熟和系统化，只是一些思想冒险和侦察。就是这样。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原杂志责任编辑：张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