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正荣捐两万黄光裕送红包 为救女求助富豪获回应

楚天金报 　 

（楚天金报沈阳消息）刘福成是辽宁省四平市辽河农垦区的农民，他11个月大的女儿刘帅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在医药费告急、女儿生命垂危之际，刘福成做出一个惊人之举：给施正荣、刘永行、黄光裕、陈天桥、鲁冠球、丁磊等6位富豪分别写了求助信，希望他们能够伸出援手救助女儿。
　　昨日，在董事长施正荣的授意下，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与记者取得联系，准备为刘福成捐款2万元。国美公司总裁黄光裕也表示即将派人为刘福成送去一个红包和新年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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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福成的信能不能打动富人
 
 
江南时报
 

　　河南报业网讯 　无援感，这可能是新一代穷人在“无助感”上的升级。张承志先生在《无援的思想》里，把那种“单薄”的个人在现实社会中的孤独与挣扎描摹得淋漓尽致。而在吉林农民刘福成那里，得到富豪支援的希望同样命悬一线。在网上“读图”：刘福成给一个个富豪们写信，他的妻子在偷偷落泪，真是不忍卒“读”。

　　女儿危在旦夕，无力的父亲连写6封信，感天动地，能不能感动一位富豪，使得他掏不掏腰包不说，先自神伤？难说！“我实在没别的办法了，我只知道，一定要救我的孩子……”这是一次文质彬彬的乞讨，它或许说明，中国的教育在一个人面临困境的时候使他感到了文化血脉上的依赖性，这种依赖也使得一次极像博彩的活动进化为农民的伦理美化：都说为富不仁，可是或许有为富也仁的例子吧？这其实说明他看不清面前的社会，富人的影像和数据简直是迷雾。尽管他提出了那几位富人的姓名，可是他完全没有自己的社会学分析。他幼稚，他可爱！他让人悲伤！

　　我们处在绝境中的农民兄弟美化了富人的伦理，但是，我们却未必能据此得出穷人和富人的“关系正常化”的结论：回到前面的设问，富人看不到（包括不看）这封信的可能有万千，可是核心问题是，一个农民兄弟的泪水能不能在富人的心里结成冰？一个富人没有寄钱，可是不等于他没有被语言打动啊。问题是，富人大抵出身贫民，而一旦贵为富人，则立马变脸，马上感觉不到穷人的忧患。

　　在贫富差距拉大的现实语境中，“富人”这个词固然被读出了“朱门酒肉”的韵味，可是“穷人”这个词的语气也极尽铿锵，仿佛举“耳”之间，无词不“穷人”了，这真是一种扭曲了的自豪感与自我体恤，深切地反映出，不仅“穷人”和“富人”的鸿沟在变宽，而且“穷人”与“富人”也几乎成了两个宽泛的意象。而这一次，刘福成的出现则说明，“富人”是具体的，“穷人”也是具体的。它接近于完成一次对贫富关系的触摸。

　　“贫富”从来就有关系。学者万光侠告诉我们，由于社会资源及价值目标的“稀缺性”，一个人或一些人得到了某种利益目标，就意味着另一些人将失去相同的利益目标，这就表明在同一利益目标的不同活动主体之间存在着一种竞争关系。承认这一关系就是反对“穷人穷是活该”。现实的问题是，穷人已经越来越难以与富人进行竞争，不仅经济上是这样，教育上是这样，荷包上是这样，住房上是这样……就连感情上也是这样———穷人捧出《悲惨世界》“乞怜”，可是富人早已历练得刀枪不入，浑身找不到一个毛孔放置对待悲苦生活的同情了。（费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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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是刘福成，该向谁求救？ 

　　“刘福成的信能不能打动富人？”1月24日的《江南时报》上，费十年先生的一篇文章把刘福成的窘境摆在了桌面上，同时也把刘福成求助的六位富翁拉到了前台。他认为，“刘福成的出现则说明……穷人已经越来越难以与富人进行竞争，不仅经济上是这样，教育上是这样，荷包上是这样，住房上是这样……就连感情上也是这样。”

　　尽管费十年先生此言出于对刘福成的一片爱心，然笔者却不敢认同其结论。同样，在刘福成这一新闻事件中，我并不关注富豪们愿不愿意，或者最终会不会伸出援助之手，因为哪怕刘福成的女儿能因此获得救助，也并不代表问题就解决了———假如不久后涌现出更多的李福成、王福成、陈福成，我们该怎么办？换句话说，假如我是刘福成，该向谁求救？———难不成我也效仿刘福成，给比尔·盖茨写信求救？

　　另一位杂文家曹林先生也曾对此撰文，他指出这是对社会爱心和民间道德的一种过度开发，爱心本是主动奉献的，爱心能力也是有限的，如果被强制性地过度开发，爱心资源就会枯竭。与对社会爱心的过度开发相对，写信向富豪公开求捐，这是一种对慈善资源的盲目开发。

　　对此，我认为既不能责备富豪们的“伦理道德”（前提是他们都没有援助），也不能责备刘福成们的伸手求助。出现这些声音的反面，也说明我们搞颠倒了批评的对象。

　　刘福成为了女儿的性命，先后给六位“中国富豪”写了六封求救信。这本身无可厚非，处于家庭窘境的他选择这一途径，说明他的心中是对富翁们抱有希望的。对他来说，这六封信就是六根“救命稻草”。然而我要追问的是，富豪们在法理上应该担任“救命稻草”的角色吗？或者说，刘福成遇到困难时，在法律上规定了富豪们一定要伸手救助吗？无疑，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再把本属于法理范畴的争论导入到伦理层次来进行拷问。

　　笔者曾在《温暖之心更应体现在救助权上》（2005年12月14日《江南时报》）一文中明确指出，相对于类似的“温暖行动”，我更关心受助者的经济救助权。换句话说，我更关心的是我们能否从法律上避免在操作过程中出现“孙志刚事件”。在社会救助这样一个基于法权和人权的工作中，任何外来的救助和温暖都没有从制度上进行权利保障更稳妥。

　　在这场争论中，失助农民刘福成没有把希望寄予社会救济体制和专业救济机构，是社会救助的缺席，可是，富翁们却担当了挨骂的角色，这是不公平的———因为责备可以转嫁，而责任无法转嫁。

　　希望再次看到类似的新闻时，是刘福成们在运用其救助权。

(来源：江南时报/作者：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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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与施舍

  晶报 

慈善和施舍，都是由富人们拿点钱，给穷人们一点帮助，但是，慈善的最大不同在于它是一种调节社会贫富差距的不可缺失的制度和手段。中国的富豪或许不缺少施舍之心，但是，假如没有完善的慈善制度来为富豪的爱心提供支撑，偶然的施舍只能偶然救一两个人，但是不能拯救更多的穷人。没有完善的慈善制度，刘福成发向富豪的求救信就很可能石沉大海。

在市场经济的社会中，慈善不仅是一种道德、道义的安排，更主要的是一种必须的制度设计，只有制度的完善，才能保证慈善事业在调节社会贫富差距中发挥出道德公益的作用。但在中国，慈善事业的角色似乎一直比较尴尬。始终未能尊重慈善事业“民间主办、政府扶持”的特殊规律，依然习惯由政府包揽一切。

中国的慈善公益组织目前大约有100个，许多虽被称为民间社团，但基本上仍是“官办”。“官办”的优势，一是机构、人员、日常运作经费有保证，二是便于配合政府完成突击性的慈善任务，例如在救灾赈灾中起到发动群众、接受国际捐助等作用。但是，慈善公益组织隶属于政府，延伸了政府的某些职能，同时也会继承一些政府部门的官僚习气，其调节社会贫富差距的功能相对减弱。

目前的中国，还没有专门规范或保障慈善公益组织实体内容的法规条款或行政文件（如慈善公益组织制度、财务制度以及机构的活动领域，如募捐善款、救助项目开发等方面都缺乏相应的法规依据），这使慈善事业很没有保障，不仅募捐财物的使用失去监督，容易被腐败行为消耗掉，而且在许多时候，慈善机构的劝捐行为也容易让企业和富豪们联想到政府部门的乱摊派。这种情况之下，很少有人愿意把自己的财产拿出来交给慈善机构。

慈善公益组织独立运营，还有一个优势：可以通过非官方的民间立场不断争取国家的政策支持，如通过对慈善公益捐献减免税收等，以实现对公益事业参与者的税收照顾和优惠，鼓励大家积极参与慈善事业，使更多的人获得救助。慈善机构这样做才有实质性的公信力和社会威信，劝捐才有说服力，否则，慈善组织的劝捐就不是动员富豪慈善，而是请求富豪施舍。
 
作者:康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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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正荣捐两万黄光裕送红包 

新文化报
　　新闻回放：刘福成是四平市辽河农垦区的农民，11个月大的女儿刘帅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在医药费告急、女儿生命垂危之际，刘福成做出一个惊人之举：给施正荣、刘永行、黄光裕、陈天桥、鲁冠球、丁磊等6位富豪分别写了求助信，希望他们能够伸手援助救女儿。
 
　　本报讯（记者 张林林 冯翔高明）昨日，在董事长施正荣的授意下，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后简称尚德公司）与本报记者取得联系，准备为刘福成捐款两万元。国美公司总裁黄光裕也表示即将派人为刘福成送去一个红包和新年祝福。昨日下午，央视“共同关注”栏目组两名编导已经飞赴沈阳。2万元马上到账户

　　“我们捐钱的目的不为别的，只想去拯救一个小生命，不能眼看着她离开。我也希望我们的举动能换来更多人的爱心！”尚德公司办公室主任劭华千说。

　　昨日下午，从医院的录像监控室出来，于金霞一脸的兴奋。“我女儿小脚动弹了！”几个小时之前，一位不愿留下姓名的男子来到医院，塞给她500元钱之后，便匆匆离开了。

　　“有钱了！”“有钱了！”刘福成夫妇俩兴奋非常。这钱在刘福成兜里揣了整整一天，他们舍不得花。

　　昨日，沈阳市慈善总会副秘书长魏广义与尚德公司通了电话，将慈善总会的账号通报给了对方。他表示收到捐款后将直接划拨至小刘帅的医疗账户上，同时会将收据邮寄给尚德公司。

　　刘福成表示：希望慈善总会监管这笔费用，女儿治好后若捐款尚有盈余，就全部捐献给其他需要帮助的患病儿童。

　　昨日，刘福成的哥哥刘玉民说，小刘帅的事经媒体报道后，很多人都来到刘福成家询问情况，鼓励刘福成坚强地面对困难，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好心人帮助的。黄光裕送红包

　　吉林国美有限公司宣传部张经理告诉记者，黄光裕总裁得知此事后，特意嘱咐吉林国美公司，一定要给予小刘帅关心和帮助，由于春节即将来到，黄总裁要先送给刘福成全家一个红包，给他们一个惊喜，但具体金额国美公司没有透露，黄光裕通过本报祝愿刘福成全家春节愉快，希望小刘帅早日康复。

　　张经理说，此前，黄光裕总裁以个人名义在吉林省慈善总会设立了“黄光裕爱心基金”，用来帮助吉林省的贫困群众。春节之后，黄光裕还会委托吉林省慈善总会对小刘帅的情况进行评估，如果确实符合捐助标准，将会从基金内拿出一定数额的钱帮助小刘帅。另两家公司有反应

　　盛大网络发展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诸葛辉先生在与记者通话时说，盛大公司已经知道了刘福成给公司董事长陈天桥写求助信的事，但他们还没有收到信，目前，他们已经开始核实刘福成的情况，是否捐助要等收到信后再决定。

　　昨天下午，记者打电话至位于上海的东方希望集团总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此事交由秘书处处理，目前正对刘福成的情况做进一步了解，由于秘书处工作人员不在，记者未能得到答复。刘福成在写感谢信记者张林林 摄感谢信

　　女儿生的希望是我写信后富豪和社会给予的，现在我再次以写信的方式对关心我们的人表示感谢。

　　我是一个农民没啥本事，同时我又是一个父亲，一个身患重病女儿的父亲，女儿看病没钱治，可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女儿死掉啊！

　　我穷，我知道社会上很多老百姓也很穷，我不想给他们带来更多的负担。我曾看到报纸上说“中国富豪”愿意打算拿出一部分钱成立慈善基金，所以我就想如果给他们写封信，让他们知道这个事，或许我的孩子就有救了。

　　写完信之后，我也没抱太大的希望，但天天晚上翻来覆去的睡不好觉。我媳妇经常在半夜哭醒，我安慰她说，“说不定孩子就要有救了。”

　　在写信后的10多天里，我从没能安安稳稳睡上一觉，一边等待消息一边守在医院里，听医生告诉我孩子病情的进展，医生总是告诉我手术很顺利，我很开心却更担心，我知道孩子的病情有多严重。

　　今天记者告诉我富豪捐了，我乐坏了，我真的没啥办法，我只是想救我的女儿，我多想听她能喊我一声：爸爸。

　　我感谢施总经理和社会关心我的人，感谢你们给了我们全家希望，希望你们好人有好报，全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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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父给富豪写信救女儿
 
来源：华商晨报 

　　目前，刘福成已给施正荣、刘永行等6位富豪寄去求助信，至1月22日，尚未有回音。 
  
　　昨日，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劭华千表示，刘福成寄给施正荣的信已经收到，她替正在国外的总裁施正荣回话：肯定会捐钱！ 

　　“富豪”回话“我们肯定会捐钱” 

　　昨日，记者拨通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的电话。 

　　“噢，我们知道了，是那个10个月大的小女孩吧？今天在网上也看到这件事了。”办公室主任劭华千解释，“因为我们的信件很多，这封信今天才拆看到。” 

　　劭华千告诉记者，施正荣总裁目前正在国外，公司特地打电话请示了他，得到的回答是：捐！ 

　　“我们肯定会捐钱，这也是对社会的一份责任。但我们也需要调查一下实际情况，因为接到的这类信件很多，我们不能全都帮助……”劭华千说，施正荣本人并不喜欢“富豪”这样的提法，也不想就捐钱一事张扬。至于捐款的具体数额和时间，对方没有透露。 

　　记者通过国家邮政局速递局查询到，刘福成写给另外5位“富豪”的求助信于22日通过特快专递发出，如今正在投递途中，预计今日即可收到。 

　　“一听大夫喊家属，我就害怕” 

　　昨天，沈阳陆军总院15楼心脑血管病房门口，刘福成夫妇双双蹲着。孩子一连上了12天呼吸机，还是撤不下来，每天的医药费要2000元左右。 

　　过道里的一块黑板上写着各床病人的欠账情况。久久凝视着其中那一行“67床 刘帅 欠2000”，刘福成眼神发直。 

　　“一听着大夫喊哪床家属，我就害怕。”妻子丁金霞告诉记者，他们已经有了一个18岁的儿子，现在在外打工。2004年初，意外怀孕的她去了镇上医院，想把孩子打掉，但医生发现她心率不齐，不肯为她堕胎。 

　　孩子被发现有心脏病之后，他把家里仅有的8亩地承包出去，得到了8000元钱。“即使治好了，也不能完全像正常孩子一样健康。”陆军总院一韩姓医生透露了小刘帅的病情，手术很成功，但肺压高，无法自主呼吸，“情况还很难说。” 

　　对话刘福成 富豪做的事业远比帮助我重要 

　　昨晚，记者向刘福成透露了施正荣表示会在调查完情况后给他捐款的消息。 

　　刘福成：如果真有捐款，那我的第一反应就是非常激动，第二就是非常感谢，毕竟人家和我非亲非故。 

　　记者：如果钱捐多了或者捐少了，你怎么办？ 

　　刘福成：如果捐的钱够我把女儿病治好，我肯定会拿出一部分捐给我的这些病友。人家帮助了我，我也得帮助更困难的人，我不能把剩下的钱自己偷摸拿回家去。如果捐的不够，我也是相当感谢这些帮助我的人。 

　　记者：假如这些富豪们都不给你捐钱，你能接受吗？ 

　　刘福成：我完全能理解，因为他们做的事业要远远比帮助我重要，他们通过发展自己的事业，可以给更多的人机会，更好地来回报社会。 

　　记者：有没有想过，如果所有需要帮助的人都像你一样给富豪写信，怎么办？ 

　　刘福成：(长时间沉默)我觉得他们肯定会进行选择吧…… 

　　“我这是实在没办法了。哪怕最后孩子也治不了，只要我们做父母的心中没有愧疚，就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了。”刘福成有些无奈。（本组稿件由本报记者冯翔 高明 采写） 

　　吉林探访 刘家确实“没有办法” 

　　昨日，记者经过对刘福成家进行调查，发现刘家的确家境困难，验证了作为父亲渴望女儿继续活下去，却又无能为力时的那句“没有办法”。 

　　刘福成是四平市辽河农垦区红旗村七社(组)人，每年收入不过三四千元。 

　　刘福成兄弟四人，还有两个妹妹，都是农民。刘福成的二哥刘玉民说，为了给侄女看病，他们兄弟姐妹五人拿出了家里所有的积蓄，亲戚朋友也纷纷伸出援手，就这样凑了3万多块钱，还借了3万多块钱，“每次弟弟给我打电话，我都很担心是不是又没钱治疗了，家里实在是拿不出钱了。”刘玉民说，10天前，刘福成委托哥哥把家里的地承包出去了，得了8000多元钱后，马上给汇了过去。 

　　记者在村中调查时，村民都表示刘福成家确实比较困难，“一下子花掉六七万元，这些钱是多少年也还不上的。” 

　　“刘福成夫妇都朴实忠厚，在村子里有着极好的口碑，如今他家有了困难，希望社会能够伸出援助之手，我代表父老乡亲感谢你们了！”红旗村七社社主任吴殿元说。本报特派吉林记者 张林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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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富豪引领社会新风尚

 
齐鲁晚报
 
　　如果富豪们本着同胞之间的仁爱之心，向弱者伸出援手，救人一命，虽然只能解决一个家庭的问题，但他们的行动可以引领社会风尚，有助于全社会的道德积累。

　　王毅

　　1月23日《华商晨报》报道，吉林省梨树县农民刘福成的女儿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由

 
于没钱给女儿治病，他便给自己听说的“中国富豪”施正荣写信，恳求对方帮助自己，但尚未收到回信。刘福成近日又给刘永行、黄光裕、陈天桥、鲁冠球、丁磊等富豪写了“求救信”。

　　农民刘福成一家人的遭遇，令人心酸。当刘福成放弃尊严，无奈向国内的富豪们发出一封封求助信时，刘家很可能已经陷入了绝境。然而，在刘福成一家人眼里，或许每一个希望的实现都会改变女儿的命运。因此，我们无法想象，在种种求助方法用尽之后，刘福成夫妇是不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女儿放弃治疗。

　　至今，我们还不知道施正荣等富豪有没有接到刘福成的求助信，也不知道他们看到这样一封求助信后，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如果真的有哪位富翁善心大发，捐助给刘福成一家足够的救命钱，那自然是刘家的福气，但是，如果富豪们都没有回信，我们也不能因此指责他们，毕竟，我们只能在道义上要求富人们多做善事，但做与不做或者怎样做，完全是他们的个人权利和自由。

　　然而，如果刘福成得不到救助，他们一家人该怎么办呢？如果他的求助信得不到回应，难道他的女儿真的只能接受最悲惨的命运吗？没有一个人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因为刘福成一家人的命运，或许也是很多人的命运。

　　2005年5月，卫生部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患病人次十年内增加7.1亿，达到50亿；近年来，医疗费用的增幅远大于居民收入增加幅度，三成人因病致贫；医疗费每年上升14%，全国居民一年医疗负担达6000亿元，占GDP的5.4%。

　　在这样的背景下来看刘福成一家的命运，具有相当的普遍意义———缺少医保、收入较低，一旦有家人得了重病，全家人就很可能因此陷入绝对贫困。因此，富豪们或许可以救刘福成一家于水火之中，但是，他们却无法改变因病致贫的所有人的命运。

　　当然，我们期待好心人的救助能给刘福成希望，但我们更期待着，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我们能尽早建立起一个稳定、可靠、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障体系，从而使每个人，无论多么穷困，都不会因为看不起病而陷于绝望。来源于国家制度的保障，远比富豪们的善心可靠得多。当然，在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的时候，如果富豪们本着同胞之间的仁爱之心，向弱者伸出援手，救人一命，虽然只能解决一个家庭的问题，但他们的行动可以引领社会新风尚，有助于全社会的道德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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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宫式"求助让谁尴尬
 
上海证券报 刘霖
 

    吉林省梨树县农民刘福成,由于女儿刘帅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无钱救治,先后给施正荣、刘永行、黄光裕、陈天桥、鲁冠球、丁磊等富豪写信,希望他们能改变他躺在重症监护室的女儿的命运。

    求助信将富豪们推到了前台,无形中给他们画上了一个道德的符号,此时,他们无论选择沉默还是捐款,都难以摆脱被动的局面。捐助,会被人认为是重压下的结果,可能被求助者争相效法,让富豪们面临接踵而至的困扰。不救助,面临着道德的审问。我注意到,在网络的跟帖中,有人因此称这种救助方式为"逼宫式"求助。

    但是,这种求助却暴露出我们救济体系上的一些不足。当记者问刘福成,为什么给施正荣写信。刘福成的回答是:"报纸上说他是‘中国富豪’,还说他打算拿出一部分钱成立慈善基金。"

    显然,刘福成据此认为,施正荣是能够救助他女儿的人。这恰恰是问题所在。当一个公民身处困境之中的时候,他为什么想到的不是民政部门,不是慈善机构,不是我们的救济体系而是富豪?

    在目前情况下,我们的救济体系和社会保障制度,依然在建立和完善之中,惠及的人群有限。据民政部公布的统计数字,截止到2000年底,得到最低生活保障的贫困人群只有400多万,覆盖面只有13%--25%。

    导致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资金不足。一方面,社会救济经费的绝对值虽然有所增长,但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却呈下降趋势。一方面,在现有的救济制度下,经费一般采用市、区两级分级负担的方法,地方上常常根据财政情况的好坏来决定救助资金的多少,救济经费难以得到保障。

    受经费限制,民政部门的救济工作无法高效展开,这大大削弱了民政部门的影响力,许多面临困难的群众,即使找到民政部门,他们也无能为力,以至于一些人逐渐失去了对民政部门的期望值,转而向亲朋好友或借助媒体的力量进行求助。

    民间的捐助情况同样不能令人乐观。在西方国家,救济资金大部分来源于民间捐助。在美国,慈善捐赠数额约占全国GDP的7%-8%,这几乎是一个天文般的数字。而在中国,这个数字大约是0.05%,小得可怜。有统计显示,目前在工商行政部门注册的企业中,99%的企业从未有过慈善捐助记录。这也是导致"为富不仁"之说一再被人提起的原因。

    另外,在国外,各种慈善机构遍布全国,发挥着救济作用,但在我国,各种慈善活动主要由官方承办,民间慈善团体成长缓慢,作用有限。

    世界银行发布的《1997年世界发展指数》指出:世界发展指数不再单纯以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总值衡量国家的贫富,而是把"人和减轻贫困放在第一位,并置于发展议程的中心位置"。不难看出,救济的重要性被提到了空前重要的位置。

    救济制度将使弱能和贫困的群体能够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正是中国经济连续20多年保持持续增长的重要原因。这是一条宝贵的经验。要让这一和谐的局面继续保持下去,就应该从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保障救济经费的落实,让民政部门充分发挥作用。其次,通过税收等制度设计,鼓励富人多捐助。其三,鼓励并规范民间慈善机构的发展。从而,构建起一个系统的救济体系,让每一位公民在孤苦无助的时候,都能得到物质上的救济和心灵上的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