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非洲国家种族问题的历史透视》 

作　者： 刘海方    完成时间： 2003-8

  
简　介：     全球化时代非洲国家种族问题的历史透视
    ——以南非为个案
    非洲大陆各国的种族问题源起于奴隶贸易、殖民统治时期的分而治之政策、帝国主义人为划定国界等历史因素。独立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并不意味着种族问题的销声匿迹，因为人类一体化趋势的加强使得当今非洲国家种族问题也呈现国际化的趋势而更为复杂化了，这个纯粹生物学意义上的概念仍常常被政治化，成为一部分人压迫、残害、甚至杀戮另一部分人的利器。南非种族隔离制退出历史舞台时，世界舆论欢呼种族和解在非洲的到来。庆典的酒杯还未及放下，卢旺达种族大屠杀就使80万无辜丧生；可悲的是帝国主义统治非洲时期制造的“含米特论”假说竟是图西和胡图两个兄弟民族睨墙的直接原因。近年来，津巴布韦土地问题再度引发种族冲突，老殖民宗主国和新的外部势力干涉又成为影响种族问题的关键因素。
    虽然联合国早就通过了《消除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的声明，继承了殖民统治遗产的非洲国家大部分是多民族、多文化的，种族矛盾依然难免经常搀杂在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中呈现出来。另外，世界其他地区的新纳粹、极右势力再度鼓动排外的种族主义思潮，不仅非洲大陆向外的移民受到种族主义歧视，非洲国家内部的民族关系也受到影响。种族问题制约着非洲国家社会与经济的进步是不言自明的，因为种族主义隐含在政府政策或外交对策中，常常导致阶级压迫和民族冲突。本课题拟从历史的维度考察由殖民主义活动开始的种族主义在非洲实践的与非洲社会本身之间的互动关系；考察殖民主义撤出后，种族问题作为其历史遗产在全球化时代的表征与流变。本课题以在非洲最“经典”的种族主义实践者——占据南非政治舞台中心位置长达300多年的阿非利卡人为个案研究对象，因为它是今日南非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民族关系得以形成的主导性因素。换言之，现代南非国家形成的历史同时是阿非利卡人到这片土地上殖民，发展，形成新民族，掌握种族主义统治权，后又不得不放弃这种少数人统治权并适应多种族和解共生的历史。通过个案研究，尝试梳理出经历殖民化的非洲是如何演变为多种族/民族的国家的，而这种历史发展脉络影响或制约非洲国家民族关系与民主发展的共性问题何在；并从理论上分析殖民统治时期的种族主义实践与非洲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揭示种族主义是专制统治这一实质，从而得以分析、认识今日非洲社会的种族问题。
    西方对非洲种族问题的研究兴起于19世纪，当时的研究不是受限于认识能力就是因为直接与欧洲国家的侵略活动有某种瓜葛，未能得出全面、准确的结论。到20世纪初期，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下，“科学”种族主义甚嚣尘上时，许多关于非洲种族问题的话语直接成为白种人殖民统治黑种人的注脚。直至二战后清算纳粹种族主义思想时，对于非洲种族的认识才逐渐走向客观和公正。但是，正如近年来许多西方学者对于理论、知识生产等问题的反思作品所反应出来的，近代以来的知识生产和政治实践之间一直存在着复杂的关联，西方学术界对于非洲种族问题的认识仍然裂隙纵横。令人振奋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南非社会本身的变化，陆续出版了一些从整体观进行分析和写作的南非史，即超越了拘泥于白人还是黑人为南非社会主体的狭隘观念，而南非地理范围内所有分散的族群怎样形成殖民统治关系并通过非殖民化和非种族主义化、乃至达到今日多种族和解国家的形成史成为分析南非社会的中心线索。这无疑今日南非种族问题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出路，同时又不失为消除种族歧视、使所有种族和解并共生思路的一种社会实践，是真正赋予了学术研究以时代价值和意义。本课题意在秉承此思路，以种族问题的流变这一历史维度透视南非并推延至对于其它非洲国家种族问题的研究。
    本课题提出的意义在于，更为历史地理解种族关系的形成变迁与整个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更为全面、更为历史地考察种族关系最为复杂的南非社会的种族问题，以期对全球化时代非洲各国的种族和民族问题提供新的思考视点，使对于非洲社会问题的认识进一步深入化。本课题在借鉴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过程中，重点在于获得方法论启发；同时，注意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方法分析国外学术语境与其研究成果之间的关系，从而得出更为全面而精当的理解。
   
   
    第一章 南非白人种族主义与种族统治的关系
    种族决定论者强调高级种族和低级种族之间的差异是无可抹杀的，这给帝国主义征服和奴役土著人提供了完美的合理化依据，适应了那些走上无限扩张之路的群体的要求。因此，种族不是人类“天然、原始”存在的本质特征；种族身份格外突出的时候，往往是背后某些特殊利益要求下，人为对种族差别进行的强调、解释和利用，甚至也可能是歪曲地建构出来的某些社会化的种族身份。同世界各地以及其他非洲国家和地区的种族问题的形成的根本原因一样，南非种族主义社会秩序的出现也是如此，因此，延续3个多世纪的南非白人种族统治问题可以从种族主义意识形态衍生的轨迹去加以历史性的分析。那么，在这块社会历史和文化现象都极其丰富的土地上，社会差异和冲突为什么最后要表现为体质差异，或说，为什么种族、而不是其他诸如宗教、阶级或文化等因素突出出来，成为社会等级制度形成的首要因素呢？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形成的过程，也正是这种种族身份被政治化操纵为全社会的核心组织原则的过程；同时，两者又是与建立和维护种族统治体制的过程互相促动，乃至互为因果、融为一体的。本章要梳理种族概念在南非意识形态化的过程，由此分析白人种族统治的始末以及今日南非社会种族和民族关系得以形成的历史由来。
   
    第一节 南非种族主义的衍生及本质
    在南非，种族剥削有一千种名称，“种族隔离制度”只是这个漫长过程的一个新阶段、新名称。南非的种族主义在其系统宣传的400年里，已经成为一种真实的社会力量和资本主义社会里大多数白人的“真正”意识。其实像前面所论种族的“本质”一样，并不存在一般的普遍意识形态的种族主义，只存在着特别阶级的不同世界观下的不同种族观念。南非社会的种族主义 ，正是以阿非利卡人为主的白人群体的种族观念。阿非利卡人的现实种族观念半是错误的逻辑，半是神秘信仰、扩张的野心与创伤恐惧的非理性混合物。在以往阿非利卡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学者笔下，种族主义多被解释为阿非利卡人从先辈经历的边疆环境继承而来的思想遗产，不是仿佛凭空而来就是由上帝“神圣意愿”决定，利益集团、经济占有关系和南非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体制对种族主义具体内涵的根本决定作用却往往被忽略了 。
   
    一 非公开的种族主义话语时期
    17世纪和18世纪初期，荷兰殖民者在对科伊桑人展开屠杀战争和输入奴隶时，黑人（这里指南非土地上的所有非白人——笔者注）和白人之间的不平等就已经是这些白人广为接受的谬见了，只是当时强调的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不平等，而是“文明的基督徒”与“野蛮的异教徒”之间的不平等。在 1856年阿非利卡人（荷兰人为主的欧洲殖民者演化而来南非白人，阿非利卡语，意为“非洲人”）共和国（德兰士瓦共和国）宪法中，使用非洲人劳力已经具有了明确的法律表达，而且还特别宣布，无论是在教会还是在国家中，黑人和白人都不平等。这里的不平等其实就是原始剥削关系的体现，是粗鄙的种族主义，而这种生物学上的种族不平等宣言当时纯粹是用来作为赤裸裸的人类剥削形式的辩词和合法依据。此后，为了适应生产方式的改进，阿非利卡人也不得不改变了这种赤裸裸的剥削黑人劳动力的方式——实际上，在英帝国主义操纵的对土著人的“自由主义”思潮面前（即，宣布废黜奴隶制度），不可避免为剥削人的方式作技术伪装（即，阿非利卡迁徙民迁居南非腹地，引进学徒制掩饰他们极力维护的奴隶制度），这就有了以后我们看到的种族主义操作形式的改变。
    英国人的到来带来了更高级的生产模式，因而要求更系统的、更隐秘的剥削非洲人的方式，这导致意识形态方面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罗莎•卢森堡指出，“布尔农民经济和英国大资本主义殖民政策在这里竞争霍屯督人和卡弗尔的土地和劳动力。两个竞争者有大体上相同的目的，即臣服、驱逐或毁灭有色人，侵占他们的土地，通过破坏其社会组织来榨取其劳动。只是，他们剥削的方式有根本的不同。布尔人代表着过时的、小规模奴隶制生产方式，大家长制农业生活方式建立于其上；英国的资产阶级则代表着现代的大资本对土地和土著人口的剥削。” 英国人带到南非来的“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观念也并非他们天生的“美好”品质，而是体现了正在兴起的资产阶级的乐观主义；而阿非利卡人的保守主义与他们在南非坚持的小规模奴隶制社会经济秩序——尽管是继承而来的、过时的经济实践——相符合。
    可见，最初，南非社会中只存在一些松散的、零零碎碎的种族观念，有种族压迫的实质而未具种族主义之形——阿非利卡人早已经征服并剥削着其它土著居民；19世纪英国殖民当局接管开普殖民地以来，也在其辖下的开普和纳塔尔对其它人群实行“自由主义”旗号掩饰之下的压迫制度，但二者都还未形成公开的种族主义话语，更未形成体系化、制度化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
   
    二 种族主义话语的构造
    帝国主义扩张发展到瓜分非洲的19世纪末，依据“科学”达尔文主义的种族主义话语应运而生，为帝国主义行为做合理化辩护；南非境内的变化则是：两矿（金矿和钻石矿）发现引起社会巨大变迁，英帝国主义干涉势力的加强刺激了阿非利卡民族主义的兴起。于是，新兴的阿非利卡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开始编造加尔文教模式的阿非利卡虚构历史，一方面适应了民族主义要求，另一方面也是构造种族主义话语的开始。这种做法的实质是：根据宗教信仰将阿非利卡历史和南非史“非历史化”、神秘化，使得阿非利卡人是“神圣被选民族”的“特殊使命”显得自然而然，为其作为黑人的“保护者”提供了合法依据。
    正如詹姆斯•布赖斯1897年所预料的，“南非的未来倚赖于种族问题（的解决）。对比黑人与白人之间的问题，英国人与荷兰人之间的矛盾会退居次要地位” 。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那场英布战争中，“布尔人虽然失去了战争，……但是他们却赢得了包括英政府在内所有欧洲国家对他们非法定的种族社会的认可，国内各种人口——英国人、阿非利卡人自身或有组织的工人与资本家——都同意他们处理种族问题的办法” 。果然，战争结束后，英裔白人与阿非利卡人经过妥协斗争，在南非建立了最初的白人种族统治体制。在这一过程中，种族观念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巩固了两种白人之间的妥协，进而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白人之间的统一；另一方面，将黑人排斥于公民权利之外，使得这个国家内的种族压迫结构愈益清晰起来。此一时期的种族主义表现为隔离主义（segregation），即各种人类学或接近政策制定的白人（以英裔白人为主）知识分子不断地动用“科学”达尔文主义和优生学理论，论证黑人在体质上或智力上都远远低于白人所达到的阶段，因而从维护白人“种族纯粹”的角度考虑，不应该再有种族混血通婚的事情发生；更为关键的是，要以此来证明：因为非洲人永远达不到白人的文明高度，所以应该有自己的发展方式，留在保留地以保存自己的文化生活方式，而不是进入城市，与白人竞争职业机会，像白人一样过“文明”生活。
    20世纪30年代以后，法西斯势力和纳粹主义的罪恶行径，使得赤裸裸的“科学”种族主义越来越遭到世人诟病，于是纯粹依据种族“体质差异”的“科学”种族主义在南非也渐渐不再得势，隔离主义意识形态也随即在南非政治生活中失效。随着阿非利卡民族主义的再度兴盛，以阿非利卡民族主义者为主的白人知识分子开始循着“民族”、“文化”这一符合正在世界上兴起的“文化相对主义”思路，论证南非境内的各个种族应该“分别发展”，即“种族隔离制度(Apartheid)”的可行性。特别是二战后，各种种族隔离理论的竞相出现，南非白人试图以此对付白人至上权的消失和非洲殖民地无可置疑的独立风潮 ；也就是说，种族隔离制度被提出供考虑，正因为当时出现了对白人统治的严峻挑战和殖民地开始解放的潮流。种族隔离理论与阿非利卡民族主义者的基督教民族主义相结合，形成为阿非利卡群体看待事物的独特看法和一整套教义式的话语方式；至此，阿非利卡民族知识分子操纵的南非种族主义意识形态逐渐形成，并切入到南非社会政治生活中，用虚伪的“民族差异性”和“多元文化”的说法掩盖了南非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种族压迫性、剥削性和“国中之国”的二重性。
    按照阿非利卡语本义，“种族隔离制度（Apartheid）”意为“分别发展”。“分别发展”政策的意识形态基石有二：一是要创造在白人“委托监护”之下的“自我管理”的黑人“家园”或班图斯坦；另一个是正式将非洲人排除在南非公民身份之外的思想。如果南非白人坚信自己那些赤裸裸的种族主义信条是正当的，为什么还要把它掩饰在可疑的“分离发展”的概念之下呢？其实，种族隔离理论只有在作为一种选举口号吸引白人选民时，才表现为赤裸裸的种族主义原则；其它时候，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则具有“完美化”的表征——不仅修饰性辞藻愈益丰富，而且种族隔离被打扮成是出自对“民族”和“分别发展”的纯粹信仰，其实是为了虚饰和掩盖剥削真相的。正如路易斯•阿尔图赛所说：“与科学不同，意识形态既是理论上封闭的、又是政治上曲意逢迎的。它跟着不同时间的不同利益转动，但是并不是明显地运动……意识形态的改变，是不易察觉的，而且一直保留着它最初的意识形态外形” 。在南非白人的种族主义发展的过程之中，最初的一个赤裸裸的白人至上权要求发展为一种“分别发展”原则掩饰下的“种族隔离制度”，最后又改称为“复合民主制度”（或称“多元民主制度”） ，其实都是最根本的本质保持不变的一种调整。不断力求制造出形式上的“完美”特征的种族隔离制度并不能消除压迫的事实，即使它掩人耳目地改称为“分别发展”或“复合民主制度”。
    从根本上说，南非白人的种族主义是基于白人殖民者共同社会生活状况下形成的所谓“真实”种族观念，而后引用的种种“科学”理论，则是用来为帝国主义扩张的政治事实做辩护的 。从19世纪末开始，提供这些“科学”依据的，就经常是获得帝国支持、研究殖民地社会的人类学家和其他学者，反映的自然是资产阶级的扩张要求和殖民利益。当时殖民地人类学表现出特别的盲目性，其宗旨就只是为帝国主义秩序提供合适的答案，以便使殖民统治“长治久安”。到种族主义发展到为种族隔离制度辩护的时期，帝国主义利益改变了赤裸裸的特征，“科学家”们也一改盲目性而理性地进行辩护了，这就使此时的意识形态显得非常机巧了——依照白人复杂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逻辑，种族隔离制度是必须实施的，但种族隔离制度的辩护者也承认南非黑人和白人共同依存的现实经济关系，“白人经济的保存不能完全排除班图劳动力，同时，南非的班图人也不能不通过向白人出卖相当程度的劳动力而存在。不管将来怎么样，现在的状况就是这样的；因此地域性分离从来就不是南非政府的政策。整体分离曾经被作为一种值得为之努力的理想，其努力的方向应是最大程度的地理分离；但是，现在和将来，人们都清清楚楚地接受的事实是，从经济上仅进行的整体分离是胡言乱语” 。
   
    三 推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意识形态真相
    种族隔离制度的各个方面虽然看似各不相关，其实，政治和司法方面与经济根基有直接的联系，背后更有一整套意识形态的支撑。因此，尽管种族隔离制度的原则在政治学领域中根深蒂固，对经济现实基础的干预却似乎并没有多少；其实，在白人拥护者的观念中，保存他们经济至上权的方式主要是通过排除对他们政治至上权的威胁。正如经济史学家德基维特的评论，“白人从社会经济生活中发展出了特别的（种族主义）理论，将其视为重大政治目标；非欧洲人工人由此不能随意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因为否则他们就会去寻求增加政治机会或社会机会。南非经济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化和种族要求的主导，这在多数西方民主制度下是很少见的。在这种经济里，个人和群体享有的位置与份额并不是他们提供服务的结果，而是他们的种族和政治地位使然” 。于是，整个南非白人种族统治时期的奇怪逻辑就表现为：经济繁荣越依靠剥削非洲人劳动力，白人统治者们就越制造障碍，越孤注一掷地企图通过种族立法阻止全世界范围内经济解放的正常进程。他们对非洲人和有色人的投票权开战，取缔了非洲人政治组织，还否认非洲人有自治工会的权利。由于继续增长的需要，种族隔离制度并不根本上反对非洲人出现在所谓的“白人区”，但是反对黑人在那儿成为有政治经济力量因而“有危险性的楔子”。如此，白人统治者就在南非制造了一个恶性循环的种族主义逻辑，其实质就是：维护白人的骄傲、荣誉感和生活方式正意味着征服和压榨非白人。因而，德基维特说，“各种形式的种族隔离制度，都是一种将生活世界的问题转移到理想世界来解决的盲目做法。这是将一个真正复杂的问题进行理想中的简单化处理。种族隔离制度基本达成共识的前提是：土著人不会要求社会补偿，也不会获得公民权，只能呆在自己的隔离世界中。正是就这个关键点来看，南非种族事务局签发有关土著问题文件的举动，就已经迈出了从事实走向虚假、用逻辑的变动抹煞历史学与经济学真实的重要一步。”
    种族隔离制度的实施，是阿非利卡人掩耳盗铃式地逃离现实的最后一幕 。在阿非利卡人极力反对非洲人的解放、反对南非“白人至上权”发生任何变化的过程中，种族隔离制度成为最为虚幻、也最为残酷的武器。白人通过将其统治视为“正义”与“永恒”，使反对派的任何斗争似乎都成为错误而不可能的。在一个层面上，种族隔离制度是一种掩盖历史的企图；另一个层面上，它又是一种与非殖民化过程周旋的企图。因为殖民解放潮流席卷非洲大陆南北，南非发现自己很难逃脱“变革之风”。主导的利益要求，要么抵制变革，要么假装与时俱进。种族隔离制度就是在这两个方向上的反动政策的尝试：直接的，它是倾向于整个世界时代潮流的尝试和姿态；同时，也是一种抵制和破坏非洲人要求普通公民权的手段。
    种族隔离制度时期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建立在模糊性的基础上。在与非殖民化过程的周旋中，它不仅抵制非洲人的政治要求，还从各方面破坏南非走向更公平、更自由、更美好世界的可能；事实上，这一基础的模糊性还刺激了这个国家的政治接近法西斯的可能，至少，它使那一部分相信它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成为为之奋斗的突击队员。这种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也表现出赤裸裸的虚幻性和矛盾性。在论辩中，五六十年代拥护种族隔离制度的阿非利卡学者这样辩论说，“已经城市化的非洲人国民大会运动根本不会成为班图人政治发展的基础，倒是建立在班图地区传统部落酋长制度之上的班图政权，会适应现代的环境。在这个过程中，获得西方知识的班图人将会扮演重要角色，因此可以托付以发展班图民族任务的，不是非民族化的班图人(指已经脱离部落生活的城市非洲人——笔者注)，而是文明化的班图人。我们不指望非洲人国民大会能认同于这个观点；事实上，人们可以发现，这些（传统演化而来的）班图政府在班图人地区有很多的支持。”
    这种意识形态虚幻性的另一个表现是：颠倒看待世界的方式。社会关系被颠倒为抽象观念的现实实现，而阿非利卡人恰恰屈从于这种观念。这就意味着，被意识形态笼罩的人们带着某种多少有些固定的先入之见来进入现实，这些先入之见又是被当作自明之理、自然或明显的思考方式接收下来的，因而他们的根据这些观念得出的结论往往是不经过批判调查和实践检验的。自从1948年来，南非政治就不仅仅是纯粹的权力角逐，而是充满了某种不切实际的政治哲学和关于世界的错误政治概念。例如，“黑人白人之间没有平等”的想法，就是停滞的田园式社会的幻想，代价是把非洲人作为永久的奴仆拴在这片土地上的；而种族隔离制度时期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也是这样一种虚幻的政治幻想的翻版，其中非洲人要作为工人参与到南非国家工业化——城市化的体系中来，同时白人却不给他们任何政治和其它民权（白人意识形态家们的托词是，非洲人应该在他们的“家园”中寻找这一切）。史学家德基维特因而慨叹，“看看今日非洲的灾难吧。各式各样的隔离制和隔离概念不论其动机为何，都鼓励了白人和黑人生活在不同区域的虚假幻想……种族和肤色是最先可见的标志，同时又是首要的、永久差异的标志。正是这种对种族和肤色的解释，引起了非洲整个大陆内一代代欧洲人都认为，非洲人唯一合适的环境就是部落制的乡村生活。”
   
    南非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衍生过程，其实是阿非利卡人“语言运动”等等一系列表面上的文化实践活动与政治权力交织在一起的过程。这主要是因为，投身于民族主义运动的“有机知识分子”出现在南非社会快速现代化的转型时期，根据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的实践哲学，这些现代知识分子本身就是论证和宣传新兴权力集团思想的核心社会力量。如此，马克思提出的“（各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就不仅仅是一种观念形态的东西了，它寻找到了自己的代理人和实践者，从而找到了深入到普通民众生活、使之接受并认同于这套“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道路。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在实现其统治南非民众心灵的过程（即，使被统治阶级达成葛兰西所谓的主动认同于统治阶级思想的“统识”状态）中，发挥巨大实践作用的知识分子不仅主动接受并宣扬那一整套种族主义理论，他们同时又大多是自觉自愿投身于民族主义运动中的人，其追求的理想核心是基督教民族主义。于是，南非就出现了一种极为复杂的种族主义政治体制，它安置在民族主义理想和宗教信仰的高堂大厦里，周遭还以堂皇的现代民主制度、发达的经济体制和庞大的行政管理体制作为装饰；同时，因为阿非利卡人为主的白人“有机知识分子”这一特别角色的实践，南非（白人）“民族国家”的“国中之国”制度——“班图斯坦”或黑人“家园”制度——的种族统治本相就被极为体面地遮蔽和虚饰起来了。这就是二战后种族主义在世界上甚至已经形同过街之鼠，而种族隔离制度居然还能不顾国际舆论的谴责在南非“政治殿堂”上畅行无阻近半个世纪的原因。
   
    第二节 种族主义主旋律与种族统治变奏曲
    一 南非向阿非利卡单一民族统治体制过渡
    二战后，1948年阿非利卡民族主义政党——国民党出乎预料地在选举中大获全胜，马兰出任总理。随着此次选举，白人之间持续了两代人的政党斗争此时终于达到高潮。比勒陀利亚建筑起巨大的大迁徙纪念石碑，石碑上用阿非利卡文写着“我们为了你，南非”，也在某种意义上成为这次胜利的生动象征；另一个标志是，1949年，每6个阿非利卡人中就有一个人在军中服务 。但是，马兰政党此次胜利是险胜，所以不得不努力巩固胜利的成果。为了笼络住英国人的支持，长期以来，企图与英国脱离关系的独立共和国要求放缓了脚步，极端的阿非利卡民族主义者首先被排除出政府 。
    从1912年到的1952年，重工业对国民收入的构成从6.9%增长到23.6%，而矿业从27.6%下降到13.2%，国民收入增长了3倍 。最初，国民党新政府也不愿意冒险打断快速的经济增长；随着财政的增长和国家加速发展，阿非利卡人掌握的权力进一步充实了，吸引英国资本本就有限的阿非利卡民族主义，这时再也不准备继续吸引他们了。于是，马兰和他短期的继任者斯揣敦已经准备使1910年以来建立的白人统一基础上的南非政府向阿非利卡单一民族统治体制过渡了。
    二人都运用国家权力去强化种族统治，也积极与英-阿统一体脱钩。国民党最终接受的种族隔离制度的方案是：把国家分成黑人和白人两个国家；对此，马兰的结论是：“在可预见的未来里，这是不现实的” 。因而，在国民党统治的最初阶段里，汤林森委员会关于建立能让黑人在其中自行发展的“黑人家园”的建议，也相应地因为预计各种花费太多而被推迟了 。但是，完全隔离的目标已经明确地体现于国民党的各种政策措施之中了。1950年《人口登记法》确定，人口种族类别的标准就是基于官方主观性解释的“外貌”和“名誉”，后来，补充法案又禁止了跨种族的婚姻和性关系，这已经为种族隔离制度奠定了最根本的基础 。同一年，通过《集团住区法》，居住地的隔离得到了强化；1952年通行证制度又被合法化；1953年的《班图教育法》和《保留独立设施法案》将学校和许多公共设施都按肤色划分开了。原来，阿非利卡民族主义者一直视有色人为必要时的潜在联盟对象，现在则因为与“分别发展”的种族统治原则不相一致而放弃了这一可能的伙伴。鉴于许多有色人都支持与民族主义党派竞争的统一党，阿非利卡民族主义者1956年不费吹灰之力就剥夺了有色人的直接代表权——他们也被打入选举“另册”了。马兰和斯揣敦确实只是过渡人物，他们还没有让南非迅速驶入极端民族体制的种族主义专制统治阶段，但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二 阿非利卡民族在南非的种族统治
    直到1958年至1962年H•F•维沃尔德执政时，种族统治与阿非利卡民族主义之间的和谐音才达到了最高值。出生在尼德兰的维沃尔德用皈依的高度热情拥抱“阿非利卡人群体”（Afrikanerdom）的概念，在维沃尔德看来，“国民党代表的不是一个普通的党派，它是一个行动中的阿非利卡民族”，只有承认南非、而不是英帝国的首要性的英国人，才能被吸收进这个组织。1957年，尽管取消了英联邦国旗和国歌“上帝拯救女王”的官方地位，维沃尔德还是认为国家的主要象征要与阿非利卡民族主义一致。一当选举的胜利和象征物（指国旗和国歌等）的调整削弱了英国的影响，维沃尔德的注意力就立刻集中在“黑人威胁”上了，因为这是动员阿非利卡人支持的最好工具。为了系统地表达这个问题，他动用了他自身突出的“纯粹意识形态家的热情技术”，扩展了他在就任马兰的土著事务部长时的发展计划。因此，阿非利卡人中坚定的民族主义者玛莱斯（Jaap Malais）认为，“原来使用的种族隔离制度是非常松散而零碎的，是维沃尔德把它铸造成了一个完全统一的哲学” 。最初作为一个理想提出的时候，阿非利卡民族主义者非常清楚：作为一种社会工程形式，种族隔离制度是不切实际的；到维沃尔德掌权的20世纪50年代末，完整的“种族隔离制度哲学”被提出，意识形态已经为政治操作完成了充足的准备工作；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引导、解释与辩护中，完全的种族隔离制度就被顺畅地推进到极致。
    “分别发展”最初关注的是，人口过多时，土地的负载能力如何以及如何节省相关花消的问题 。在不危害白人统治和利益的前提下，黑人劳工被从这些家园中有选择性地抽出来，从事“白人区域”内的工作。商人反对失去黑人市场，认为班图斯坦这样的“原生国家”（Protostates）可能会使得黑人劳力无从获得。但是，商人们的这些要求被断然拒绝，因为“家园”设计出来的目的是“免受英国资本的剥削”；“维沃尔德倾向于反对资本家的利益，因为他认为更大的是国家利益” 。在建立“分别发展”制度的过程中，维沃尔德期望与那些能够从“国家支持的班图斯坦中”获益的黑人领袖结盟。1963年，特兰士凯成为第一个“自治”的“家园”，把“分别发展”制度的实施大大向前推进了。此后，甚至血缘和文化上与阿非利卡人有许多渊源的有色人群体也承受着同样被隔离的命运。
    1960年，非洲人和有色人的反对演变成动乱，维沃尔德立刻开始施加严厉的镇压，制造了“沙佩维尔惨案”，还取缔了大部分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组织并将参与者流放。此后，反对种族统治的组织都被迫到南非境外去“分别发展”了。
    同样，“分别发展”的逻辑也适用于白人。最初，对于是否宣布南非脱离英联邦成为独立的共和国，以实现长久以来阿非利卡民族主义者的目标，维沃尔德也很犹豫，因为这将冒着进一步与南非境内的英裔白人对抗的危险；不料，大英帝国本身却适时地提供了可加利用的刺激，及时地给维沃尔德提供了机会。1960年2月，英国首相麦克米连来到开普郡，用“变革之风吹遍大陆”的语句来承认非洲民族主义独立自主要求的运动 。维沃尔德精明地抓住了麦克米连的逻辑，提出南非独立于英联邦的主张；还说，白人自己的民族主义已经证实他们不再愿意接受英联邦的联合了。维沃尔德还利用共产主义威胁的想象来号召白人的团结，反对苏联支持的“非洲人国民大会”。
    脱离英联邦，成为南非政治的另一个起点。建立南非共和国和阿非利卡单一民族政治统治体制，并不意味着排斥英裔白人；相反，阿非利卡民族主义“事业”的完成也意味着又一轮白人统一事业的兴起。维沃尔德敏感地认识到，当初，一些英裔白人放弃了对英帝国的忠诚而与阿非利卡人团结起来，是因为英国的自由主义政策使得他们对黑人统治的忧虑增加而做出了别无选择的选择；现在依然有团结这部分英裔白人的可能性。于是，国民党的宣传焦点不再那么集中于阿非利卡人整体了。维沃尔德也将他的“阿非利卡民族主义”的日常修辞转换成了“白人共和国主义”。为了鼓励白人统一并回复到“文化本质和种族本质都异于班图人的欧洲人之间的融合”，他甚至转而拥护原来的竞争敌手史末资 。早期只针对阿非利卡人的狭隘的“人民”（Volk）概念转变为包含所有南非白人在内的一个“人民”群体的大概念。“（白人统一的）车轮已经全速转动起来了，” 维沃尔德感到，阿非利卡民族主义事业已经非常巩固了，而且民族主义早已扩展成所有南非白人的了。
    赫佐格早就预测南非“双流”的英裔和阿非利卡两种白人能够流到一起；维沃尔德相信现在就是汇流的成熟时刻了，因为1961年英裔白人也支持南非共和国的建立。维沃尔德为了进一步强化英国人和阿非利卡人对共和国的支持，背离了他自己原来早已练就的“高度”的、“纯粹种族统治”观念（指阿非利卡民族主义的纯粹阿非利卡“共和国”理想）和技术，转而致力于白人民族的统一。正如汤林森委员会认为的那样，在南非，“欧洲人”概念建立的基础是“种族基础”，同时又被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所强化 。支持维沃尔德强调的这个“白人统一”战略的，是白人之间一直流行的“白人至上权”这一种族主义意识形态。
    到60年代中期，通过实施阿非利卡民族主义者认为是迂回路线的“白人统一”战略，南非已经成为一个经济繁荣的强国，两种白人也达到空前的统一。在“白人至上权”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支撑下，国家通过极为复杂的种族统治形式促进了阿非利卡人的利益和白人的统一。阿非利卡人民族主义者赢得了对国家的控制；国家实行的种族控制和干预也“合法”地支持了阿非利卡工人，保证了他们的特权地位和特殊利益。截止到1969年，金矿白人工人的平均工资是黑人的20倍；1972年，所有白人的平均工资也高于黑人将近7倍 。工业家亨利•奥本海默曾谴责维沃尔德“是个为了政治理论而随时准备降低自己民族福利的人。我们正在与一个不切实际的狂热者打交道” 。但是，维沃尔德的狂热种族主义显然进一步富裕了奥本海默及其同伴们的腰包。种族主义者虽然经常宣布以某种政治理论为奋斗目标，但这种操纵意识形态的行为并非纯粹“为理论而理论的”，在他们的政治修辞学后面掩藏的是实用的政治目标，维沃尔德这样的狂热主义者也不例外，他根据时势调整种族主义不同战略的事实即可证明这一点。
    白人工人不仅从种族隔离制度造成的工资差异中获益，他们以及白人职员和公务员也因受雇于正在膨胀的种族统治国家机器各部门而直接获益。“自从20年代以来，尤其是自从国民党上台以来，南非政府的目标一直是提升穷白人阶级” 。国家雇佣是解决这个问题最直接的方式。截止到1972年，“43%的白人劳动力受雇于国家部门，” 这个飞涨的数字，足可以保证种族隔离制度的顺利执行，警察局和军队使用的白人数量更是迅速增长。如果不说是“直接收买”，至少可以说，这种国家政策鼓励并保证了白人的忠诚；白人工人的利益与国家的种族统治政策如此完整地重合在了一起，这是很难想象的。反过来，这种免受潜在的“黑人威胁”而服务于统一白人国家的政策，也为国家整体实力增长提供了基础。因此，国家实力的增长对于发展经济产生了多重作用：1、促进了阿非利卡人群体的“事业”——建立单一民族统治的共和国和维持“白人至上权”的种族体制；2、鼓励了白人统一；3、通过排斥大多数非白人群体而为统一的白人群体提供了安全。种族隔离制度虽曾一度被许多阿非利卡民族主义者视为“不切实际”的社会工程形式，但单单就白人之间建立的南非“民族国家” 而言，白人政治家们精心打造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建筑是极为有效的。
    但是，具有“狂热”品质的维沃尔德纵有热切的理想，也不能根本改变种族隔离制度的不可行性。因为，甚至在非洲人和有色人的反抗与国际制裁的打击未发生之时，南非种族统治的经济生存能力就一直是个问题。在1994年，兄弟会主席兰杰（P. J. de Lange）以现实主义态度进行反思时说，“兄弟会50年代末就对政府的经济问题发出了警告。南非全部人口有二千五百万，我们无法仅仅用其中400万人（指白人——引者注）的智慧和资源创造一个足够大的经济。例如，工种保留就是疯狂的政策。你怎么能只靠白人执瓦刀、而黑人只管搅拌水泥的安排来建立足够多的房子呢？……在60年代早期，兄弟会内部发生了一次争论，（很多人认为）种族隔离制度的道德基础是极成问题的” 。这段话证明：从一开始时，针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批评就有很多，阿非利卡人内部就感到忧虑不安。阿非利卡人对自己在整个南非境内的少数人地位一直很敏感，这使他们一直努力寻求与英裔白人或有色人的联盟；甚至60年代在他们统治的最高峰时期，他们还在担心自己被孤立的潜在可能，所以到英国资本财团中寻找联盟；甚至当他们为了拉选票而诽谤奥本海默的资本时也不忘了拉拢这个大英国资本家 。总之，国民党仍然面临着如何保持种族隔离制度和阿非利卡人统治权的艰巨任务。
   
    三 调整种族隔离制度与维护白人统治
    1966年维沃尔德被一个疯狂的白人暗杀，沃斯特（B. John. Vorster）成为首相。二战时，沃斯特曾因为反对南非加入英国方面作战而被囚禁；上台后，这位坚定的阿非利卡民族主义者立刻调转自己的方向，开始尽力去赢得英裔白人的支持。到了1977年，官方出版物甚至指出“阿非利卡民族主义已经渐渐扩展成整个南非范围内的民族主义了。英国血统的人与阿非利卡人同胞之间正在增长一种伙伴情谊，这是我们本来就共同期望的认同感” 。这样，白人统一继续与种族统治紧密结合在一起，但这并不妨碍沃斯特与非白人结盟的尝试，这甚至就发生在他加强种族隔离制度的时候。形势的发展使得沃斯特认识到，要将有色人吸纳进“民族(nation)”而不是“人民（volk）” 中来，以便“打破现在的政治困境”。他任命的塞隆（Theron）委员会建议：重新给予有色人选举权，并于1977年提出一个包容性较强的新宪法的建议 。但是，因为与种族隔离制度矛盾过大了，这些建议没有实现。沃斯特没有能够建立起他向往的那种更广泛的支持，1976年到1977年的索维托事件正表明了这一点。
    1976年后，P.W.博塔政府努力的方向是：继续拒绝对黑人的全部解放，加强中央集权制和巩固安全。考虑到经济上对黑人劳动力的依靠，同时还要消弭、吸收他们的反抗。1978年，博塔声称“南非要么调整，要么死亡”；1979年，他的一个部长更为激进地宣布，“种族隔离制度已经死亡” 。博塔恐惧改革会失去他的选举基础，因而对于改革的态度一度是躲躲闪闪的；但是，同时，博塔却毫不懈怠地实施“整体战略”来“提高安全程度”，即在军事上投入大量资金来对付黑人反抗的威胁。为了替自己做合法化辩护，他利用“整体被害”（指被黑人所害——本文作者注）的恐惧来做宣传 。博塔使用这样的修辞作辩护，给他的改革蒙上了阴影。然而，虽然并没有触及种族隔离制度的根本结构，博塔改革的结果还是显明的。博塔在教育开销和其他相关政策方面的改革促进了非洲人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成长，满足了技术劳工的需要（其实，这一改革旨在为求得稳定而扶植出某种形式的“劳工贵族”）。博塔任命的维汉（Wiehahn）委员会建议，给黑人工会合法的地位，因为登记“黑人工会”可以将其纳入秩序化轨道 。1978年，博塔给予城镇居民99年租期，1981年又为黑人孩子义务教育制定了指导性纲领，1983年取消了多数工种的肤色界限，1984年取消了非洲人不准生活在西开普的限制和大学里的隔离规定。1985年他承诺将给予自由权利并保证结束“强制赶出”以及对混血通婚或种族通婚的诸种限制；1986年他废除通行证制度，允许开放中央经济地区。博塔自己宣称已经放弃了“陈旧的、简单的种族主义方式。这个国家现在是多元文化的社会了。对人口流动的控制是过时的而且昂贵的，应该给已经城市化了的黑人以合法的权利” 。他保存了官方对于“家园”和黑人的民族区分，其实这是削弱非洲人大多数统治的可能性威胁的手段。他还期望组成少数人的联合政府，其中，黑人的权力将会被保留。
    P.W.博塔进行的最明显的改革是1983年建议的“三驾马车”式的议会，不仅给白人提供一个内阁，而且还让亚洲人和有色人各成立一个议会。由于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存在，他没有迈出同所有非白人分享权力这最关键的一步。所以，博塔的改革依然是逐步消除非白人对抗的极端化措施；他的思路是，作为整体战略的一部分，他需要有色人和亚洲人的支持。1979年开始，英国人主导的大商业公司基本上支持了博塔的改革。2/3白人，包括英裔白人和阿非利卡人，都投票赞成新宪法 。尽管有多数白人的支持，“三驾马车”的议会制度并没有在大多数人中产生理想的效果，因为非洲人仍然被排除在外。因此，有人描绘博塔的改革是“企图发现一个秘方——分权的同时又不至于失去控制” 。图图大主教给博塔写信，悲叹8年时间都浪费在“美化种族隔离制度上了” 。颇值得玩味的是，新形成的统一民主阵线的领导说，“你不能指望博塔，他是手持种族隔离制度的门票进来的，他不会是解散种族隔离制度的人” 。实际上，博塔进行的所有缓和政治紧张和冲突的努力，都是在种族隔离制度的根本保持不变的前提下进行的。
    群众反抗斗争正在风起云涌，博塔认为这是对他的改革“粗暴的忘恩负义”，他于是满腔愤怒地转向完全相反的方向。1985年，博塔政府宣布了紧急状态令。黑人反对派认为：这是博塔公开承认他所标榜的改革已经失败。流亡国外的非国大领袖奥利佛•坦博宣布，博塔已经“显示不出什么改革者（的姿态）了，他已经一变而为军事独裁者了” 。但是，就在反对派谴责博塔的压迫政策时，白人却作为热情的拥护者簇拥在他周围。1987年，他在大选中赢得2/3选票而戏剧性地获胜，这更使他完全放弃了与黑人分权的想法。但是，博塔仍然继续利用改革为自己得分。晚至1988年末，他竟然还宣称，他的政府已经尽力“服务于拓宽民主、消除有害的歧视性立法和社会控制”了，并因而“满足了所有人的要求” 。实际上，体制改革和维护白人统治这两个政治目的互相矛盾，而这个体制此时已完全陷身于这个矛盾的泥淖间了。
   
    博塔改革的失败，固然有他个人的局限性原因；更重要的是，体现出意识形态的变化常常滞后于社会现实需求的一般规律：南非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已然扎根成为白人统治者深厚的官方哲学，也正是那些政治实践家、神学家与理论家等“有机知识分子”们建立的南非种族体制的政府得以运转的最根本原则。因而，在从1910年开始的南非白人联合种族统治之下，尤其是1948年阿非利卡民族主义政党建立单一民族统治体制的种族统治以来，不管事实上的种族统治体制如何装点门面（政党竞争、一党专制还是阿非利卡人单一的共和国），种族主义本质一直是其不变的主旋律。在一定的时候，这种意识形态的力量对于南非政治现实的引导作用确实是惊人的、超乎预料的；但另一些时候，这一意识形态已经不合时宜了，对于现实的发展变革就构成了极为明显的障碍。
   
    第三节 维系种族统治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经济因素
    种族统治末期，围绕种族隔离制度的存废问题，南非社会中的各派政治力量不断地进行角逐。通过追溯这些复杂的政治斗争，可以梳理出种族统治建立和得以维系的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意识形态因素。
   
    一 种族统治各因素的消长
    80年代末，群众反抗斗争已经重新激活了白人之间原有的分裂。阿非利卡人自身也分裂为强硬派和改革派，前者要求实现更严厉的压迫政策，后者则坚持与自由主义英裔白人联盟以推进进一步的改革。阿非利卡民族主义的“公民宗教” 已经不再能团结它自己的“人民”了；到1988年时，半数的人已经宣称放弃他们对于“巨型种族隔离制度” 无保留的支持，而赞成改革 。兄弟会也站在了改革派这一边，主席开始更多地公开承认：不能孤立地促进阿非利卡人的利益，选票需要扩展到所有人那里；还提出了黑人总统的可能性 。但同时，仍有1/3的白人选民投票反对改革 ，强硬派仍一味追求选票优势，其中的重要人物特里尼赫特（Anderies Treurnicht）还宣称，反对任何人将阿非利卡人自觉意识模糊成白人统一。兄弟会内部的右派也反对兄弟会的改革主义。特里尼赫特1982年组建了保守党，穷白人都支持他；有21个议员甚至放弃国民党身份而加入到特里尼赫特的保守党反对派中来 。
    这时，白人铁板一块的政治统一再次分裂已经是势所难免了。阿非利卡人再次沿着旧时与统一党或南非党的分界线相似的界限重新站队并分裂开来。尽管国民党仍然实行压迫统治，但是重新站在了改革派一边；它力求与英裔白人联盟，声称代表所有的白人，却又坚持种族统治的基本结构，即使是在追求改革的同时。国民党的这种行动纲领的模糊性也加深了阿非利卡人自身的分裂。国民党走向改革派，这使它失掉一些阿非利卡人的支持而赢得了许多英裔白人。1981年，85%的阿非利卡人、20%的英裔人都支持国民党；8年以后，阿非利卡人支持者只剩下46%，而英裔白人中，国民党的支持者却达到了60%，创造了在走向改革的道路上的新一轮英—阿白人联盟。
    英国人占主导的大资本从矿业向重工业转移，这种经济重心的改变更强化了英裔选民对于改革的支持。因为，矿业依靠强制性的、无技术的、廉价的黑人劳力；后来发展起来的制造业则依赖于技术型的、相对固定的劳工 。实际上，重工业已经吸引了大量的非洲人进入城市，生活在城市中的非洲人的比例从1904年的10.4%增长到27.1%。 与矿业资本的要求大相径庭，制造业公司的要求减少种族隔离制度的经济限制，将更多的技术型黑人劳力吸收为城市人口。英裔选民的改革要求也是英国矿业资本为自我利益而提出的要求。
    许多英裔白人都支持改革并不奇怪，奇怪的是，阿非利卡人也转向了这个方向。对于阿非利卡人而言，“黑人威胁”的危险越来越真实，他们看不到其他选择，也就渐渐准备妥协了；何况，掌握国家权力并推行种族隔离制度之初，他们所希望得到的一切事实上已经获得了。一直以来，国家都是用来维护阿非利卡文化，为阿非利卡“穷白人”提供工作机会的工具。到1977年时，由阿非利卡人操纵的国家及其下属的公司已经占据了国家总经济活动的20%，他们操纵的公共部门也已经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30%。大量的阿非利卡人受雇为公务员，组成庞大的官僚机构的队伍，维持着种族隔离制度国家机器的运转。阿非利卡人从这些政策中受益，逐渐取得了与英裔白人同等的经济和社会地位。1964年，75%的阿非利卡人是“工人阶级”；70年代中期，国家支持的“中产阶级化”（embourgeoisement）运动展开10年后，70%的阿非利卡人已经成为了“中产阶级” 。结果，随着英阿白人日益接近，阿非利卡人获得了更大的自信，不安全感和分离主义消失了。英阿白人通婚数量的增加证实了这一点 。南非白人“民族国家”的种族统治，实际上是成为通过压迫黑人来维持白人统一的工具，同时也是另一种促进阿非利卡人利益、达到与他们的英裔对手更高程度平等的方式。随着这些目标的一一实现，阿非利卡人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支持减少了，同时，他们支持根本改革的可能性却增加了。
    种族隔离制度带来了阿非利卡人利益的实现，这种制度继续实施的必要性渐渐随之降低了。这显示出，再坚固的种族统治也受制于普遍的经济因素的制约。南非两种白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尤其在对不同类型劳动力的需求上，双方长期存在分歧。这样的分歧对于白人种族统一的维持和南非白人“民族国家”是个威胁，因为这加剧了两种白人之间长期存在的冲突。阶级冲突也加剧了这两个白人集团之间的紧张，因为多数白人工人都是阿非利卡人，而资本则被英裔白人所主导。为了经济增长的持续，阿非利卡人也要求双方的冲突限制在一定的程度内。
    种族统治是收买英国资本和阿非利卡工人阶级的共同工具，因此它统一了分裂的、甚至阶级利益相左的白人。与其说种族统治服务于某一个阶级的经济利益，不如说服务于所有白人的整体利益；或者说，在南非种族统治的体制之下，阶级因素因为种族因素而被超越。雇主们担心另一次兰德罢工 的发生，因而也没有打破肤色界限，尽管这样做会在经济上节省很多 。为了卑劣地迎合了白人劳工投票群，白人资本家必须保持这种对白人少数人体制的忠诚；而通过保证资本家的收入，这个体制的经济生存能力就得以保存了。这样，两个目的彼此平衡。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主要功能的一个方面就是软化白人之间的民族与阶级对抗，使白人内部的冲突从属于白人种族这一统一性概念 。在两种白人达成的不安的共栖状态中，种族统治消弭了阶级和民族的冲突。
    到1976年，单是坚持通行证制度和其他警务就需要南非政府每年支出1.36亿兰盾，实施种族隔离制度的总无效花消更多得不计其数 ；白人之间的民族冲突和阶级暴力总算被避免了，像布尔战争和兰德白人工人大罢工这样的公开冲突再没有出现。从布尔战争结束开始，共同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和利益就成为两种白人和平的基石；将非洲人排除在南非“民族国家”之外，更成为白人统一建立的基础，不管黑白人种族关系的伤疤上淌着怎样的脓血，这剂种族主义的“良药”确实治愈了以前白人之间的创伤。整个20世纪上半叶，每当英阿白人之间出现分裂，种族统治的药膏都被以更大的剂量涂抹上，用来维持种族统治的体制不变。1902年起作用的东西——共同的种族主义意识——此后一次次地起作用；而两种白人之间的妥协一遍遍以牺牲非白人为代价达成。官方的种族隔离制度和歧视政策将所有人口划分为白人、非洲人、有色人和亚洲人几个类别；简单说，这个国家内，“种族结构”人为构成的过程，就是在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主导下，治愈英阿之间的民族和阶级冲突，同时压抑、剥削甚至排斥所有其他“种族类型”的人群的过程。国家这把尖刀日益清晰地雕刻出各个“种族群体”，目的就是要取得保证经济增长得以继续的政权稳定。这个过程随时间而变化，但是每一个变化都符合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战略逻辑。
    由以上对于种族统治时期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关系、阶级结构和民族关系的分析可见，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在整个南非种族统治时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与种族统治的政治、经济因素一样，意识形态因素也是全面地分析种族统治得以建立和维系下去的根本缘由，而且往往是更为根本的因素。
   
    二 意识形态因素与政治经济因素关系辨析
    在整个白人统治南非政治舞台的时期里，种族统治成为一个政治足球，白人统一主义者和阿非利卡民族主义者为各自的利益而争夺它，或抛开它、或传递它。在每一个时段，不管哪种倾向占主导，种族秩序都得到了事实上的强化。最初鼓励了英阿白人的统一和实施种族统治的“交易”，又不断地被持续性的政党斗争和经济竞争所激活。1948年以后，阿非利卡人控制的国家，致力于扶持它的主要选民的政治和经济地位。种族隔离制度使阿非利卡人受益，同时巩固了南非国家范围内所有白人的特权。阿非利卡人渐渐获得与英裔白人平等的权力，因此渐渐消除了对英裔白人的对抗、憎恨和不信任。随着权力的巩固，阿非利卡人信心日益增长，对以前的英裔对手开始日益宽宏大量起来。像赫尔佐格一样，维沃尔德从最初的“双流”主张转向了白人统一：阿非利卡民族主义再次稀释在白人统一的潮流之中，这最终也促进了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改革。
    南非种族统治也紧密联系着阶级妥协、统一的“民族国家”和争夺国家权力的政治斗争。种族秩序不是自然或生物学意义上的体质差别造成的，证据之一就是，随着不同时期对有色人体质差别的解释方式有所差别，对待有色人的方式也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另外，帮助英国人取得英布战争的胜利后，黑人又降落到最初的被统治地位上了。对于英裔白人而言，放弃黑人并不意味着阿非利卡人比非洲人具有更大的危险性，而是意味着与阿非利卡人的联盟以及施加种族统治是更为紧迫性的战略。英裔白人也曾如他们所宣称的那样，承担为非洲人争取权利的任务，但是为何因追求白人内部和平妥协的急切目标而放弃了担当这种责任呢？“就白人而言，种族统治不是一个错误的仓促选择，而是一个深思熟虑的行为” 。非洲人之所以成为白人团结最省钱的、最有用的替罪羊，是因为既存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决定性地导致了种族统治和白人统一这个选择。
    种族统治不是南非成立了一个白人统一的“民族国家”后颁布政策法令的结果，而是植根于深厚的种族主义基础上的，是服务于白人统一主义者和阿非利卡民族主义者双方特别的经济、政治和战略利益的。不考虑意识形态因素，而只从纯粹的经济因素出发的话，并不足以解释南非社会种族统治建立的全过程。虽然，的确如早期的研究者所称，工业兴盛带动了黑人白人之间对工作机会的竞争，白人因而用肤色立法来保护自己 。但事实上，种族主义的兴起与种族秩序的建立早在南非工业革命前即已开始；工业化和黑白竞争加剧以后，种族立法才更为细致和完备起来。
    另一种忽视意识形态的分析模式是，将种族统治仅仅解释为资本家对劳工实施剥削的工具，这是错把资本当成是国家政策的唯一决定力量了；事实上，在南非，资本本身分裂成不同的部分：农业资本经常憎恨矿业主从农场夺走劳工，将其作为廉价的、强制性的劳工 ；英裔白人制造业主则号召改革肤色壁垒，认为这是对经济增长的障碍，而阿非利卡雇主则经常激烈地抵制这种改革。
    还有一种忽视意识形态重要性的解释是：把种族统治归结为是为了穷白人的利益服务。这显然是过分强调了穷白人的压力，而且忘了，“穷白人问题”经常是阿非利卡民族主义者捞取选票、在政治斗争中得分的绝好宣传工具。况且，白人工人很少能够自行决定自己的政策主张，他们的要求也并非总是一致的，正如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E.P.汤普逊强调的，工人阶级的团结不是天然形成的 。种族统治秩序是为特殊阶级利益形成的，但不能仅仅归结为某一特殊的阶级利益所致。资本和白人劳工也有冲突，例如南非1922 年的兰德罢工。事实上，如果种族统治仅仅是由某一个阶级的利益决定的，那么南非的种族秩序早就被阶级冲突和相关的政党斗争分裂了。在南非复杂的社会结构中，没有哪种阶级占据主导地位的利益足以制造出持续性的种族统治；阶级因素却经常内在地依据民族、地区或派别的界限分裂开来，这使得白人并不统一在阶级内部或之间，而是超越这些界限。总之，不能简单地说，“种族统治主要是一种阶级现象”，事实上，种族统治要复杂得多。
    不管开始建造时期是否服务于特别阶级的经济利益，种族统治决不仅仅因为这一经济利益而建造；另一方面，尽管阶级利益并非种族统治的决定性因素，但经济利益却与种族统治的建立休戚相关：或者说，追求统一白人的稳定统治以保证经济发展的利益才是种族统治建立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南非种族统治的出现，是特别的种族秩序建立的过程，同时也是白人各个阶级之间达成妥协以避免进一步冲突的过程，并不专门服务于某一个阶级。在每一个政党斗争上台的过程中，各自有不同的竞选口号，倚重的投票队伍也颇为不同。但是，在这些变动的利益要求与妥协条件的表象之下，种族主义意识形态都引导他们达到最终妥协的一点——种族统治的稳定。在P.W.博塔统治时期，改革已经是势所难免，而且博塔政府的确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但种族隔离制度的基本支柱却仍然保留了下来；不能不说，博塔做出了巨大的让步，但最终停留在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所要求的那一点上。
   
   
    可见，应该把种族统治的政治经济分析和意识形态角度的分析联系起来，由此方才能够全面地解释南非近一个世纪的、刚刚成为历史的种族统治。南非白人“民族国家”最初建立种族统治，是为了消弭两种白人之间的冲突并保证经济增长，两个目标之间又是彼此促进的。在精心打造及建设种族统治的过程中，种族主义实际上一直是意识形态的中心基础——它促成了20世纪初英布战争后白人统一基础上种族统治体制的建立，使得南非虽在60年代以前即已兴起与白人争夺利益的非白人民族主义运动，却一直维持了“白人民族国家”的种族统治体制。虽然，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有时候并不暴露出来 ，却发挥着极其有效的作用；有时候又改头换面，在举世的“变革之风”中以种族隔离制度——所谓“分别发展”的姿态在南非历史舞台上粉墨登场以粉饰乾坤；而最终，又不得不使后来人慨叹，由于它的阻滞，南非一再推延了变革种族统治体制的时间表。但是，也不能太过于强调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而忽视了经济利益；因为，种族统治建构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是经济利益基础上形成的，不论意识形态还是国家行为或政策，都不是在真空中形成的。只是，这种种族统治秩序所服务的，不是某一个特殊阶级的经济利益，而是更为广泛的白人“民族国家”整体的经济利益，是保存其政治稳定，使得工业化及相关社会变化能够发生并继续……等等更为一般的利益。
   
    第四节 白人民族主义的起落与种族统治的兴衰
    真正的民族主义与特殊的地域、文化紧密相连，因而与某些人物的行为与业绩相关。相反，种族是个生物学术语，与地域和文化剥离，而只指向自然的体质特征。当人们根据所谓“天生”的种族体质来辨别身份时，个体能力的差异和个人责任心变得不再重要了，个人的行为被认为只与其种属特征相干，只根据种族类别就可以确定个人的能力、地位甚至道德的高下了。民族主义并非自发产生的，因为“民族”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大众必须经过民族主义者的宣传、鼓动和教育才能意识到它。因此，民族主义总是在这种或那种方式的宣传中才能兴起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既是由其他社会关系决定的，同时也是一套对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思想实践。民族历史和民族理想经常被认为是民族主义运动中最为重要的资源，因为没有伟大民族荣誉的鼓舞，民众将会缺少参与的热情和牺牲的愿望。像阶级意识一样，民族主义根源于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因而，阿非利卡民族主义运动，也就是以民族主义者们为代表的阿非利卡人，在资本主义的阳光下争取民族自我发展的过程。
    种族主义并不一定直接来源于民族主义思想，然而，就南非的阿非利卡人而言，“民族理想”内在包含着种族主义要求，前者的实现也要以后者的满足为途径；及至种族隔离制度最后出台，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也被笼罩上民族的面纱，仿佛一切种族主义要求皆出自对于民族的真纯信仰。因此，在南非种族统治体制下，种族一直是阿非利卡民族主义理想的工具，而民族信念又常常为种族主义要求做掩护。为了正确理解南非种族主义统治的特殊性，必须理解阿非利卡民族主义的历史根源、内涵及发展变化的形式。
   
   
    一 辨析阿非利卡民族主义
    对阿非利卡民族主义和作为一个整体的阿非利卡民族进行分析时，注重其与非洲人关系的同时，更应该首先分析它与英裔白人之间的关系。英国人到达南非对于荷裔为主的早期欧洲殖民者有重要的影响。这些被英国人蔑称为“布尔人”的群体，曾经一直是个松散的集合，每个家庭都极为独立，且试图尽力避免任何强迫性的统治，也避免彼此之间的相互合作。19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反对英国人施加的统治终于成为连结他们的共同利益。新来的英裔移民与英国殖民政府逐渐刺激了阿非利卡人的统一，这使他们渐渐走到一起来保护他们的利益与价值，从而形成了一个崭新的民族体 。19世纪中期，正在兴起的阿非利卡人开始建立自己的政体，并在其中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和生活观念。就在民族主义情感兴起的同时，阿非利卡人整体的不统一和集团之间的争斗也一直存在着；只是到了与英帝国斗争的关键时刻，阿非利卡民族主义才拥有了一致的表达形式。就1900至1902年的英布战争来看，阿非利卡人像非洲人一样，也是英国帝国主义的受害者，并最终被阿非利卡人置于英国人的霸权之下，同时，战争也碎裂了奥兰治自由邦和德兰士瓦共和国各自独立的民族政体 ，为此后南非境内泛阿非利卡民族主义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研究阿非利卡民族主义，还必须把反映普遍人道主义要求、动员民众反对入侵或压迫的民族主义同排他性的、狭隘的民族主义甚至是沙文主义区分开来，后者以牺牲其他所有社会集团为代价来提高自己集团的利益。阿非利卡民族主义恰恰经历了这两个阶段的嬗变。如果说，英布战争中反对英国帝国主义的斗争具有一些人道主义倾向的正义色彩，此后阿非利卡民族主义则是反动沙文主义的了。民族主义的建筑师发现，为了提高阿非利卡人的社会和经济地位，“穷白人”问题是可以放在民族沙文主义磨石上的上好原料。因此，阿非利卡民族主义渐渐蜕变成为一种错位的民族意识，扭曲的民族之爱，建立在仇恨、恐惧和对他人蔑视的基础上，是反对其他民族的自由与独立成长的民族主义 。它误导人民服务于自己的民族的同时，必须臣服和剥削所有其他民族；由此，民族情感被物质化为非常的实际收益。
    无疑，布尔人反对英国帝国主义的斗争具有某种民主特征，但是英国帝国主义和阿非利卡资产阶级之间达成妥协的《南非联邦法案》将阿非利卡民族运动引导到了一个种族仇恨的道路上去了。在此后的发展中，阿非利卡民族主义迅速失去了曾一度拥有的反帝国主义内容，一变而成为罪恶的种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恶魔。这种民族沙文主义的特征是：借来各种理论为我所用，甚至包括一些工人阶级的思想。从经济关系的角度来看，在劳动结构中占有特权地位的阿非利卡人总是怀疑地看待大工业，因为这可能将他们置于与非洲人相同的地位；他们所向往的是保持老布尔共和国的种族关系，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被教育说，非洲人是为了满足他们的需要才创造出来的。于是，阿非利卡人在经济方面对英国人和非洲人的担心又被他们的宗教和教育机制强化了。阿非利卡人即便内部常有分裂，领导阿非利卡语言运动、有深厚群众根基的民族主义集团和其它民族主义政党的政治经济利益也最终渐渐重合了。狄德里奇博士（Dr. Diederichs）说，“关于民族事业和情感之间的关系，我们的立场是，事业不能纯粹建立在情感的基础上；而阿非利卡人的事业也决不可能毫无感情地存在。” 阿非利卡民族主义运动的成功要素正在于对民族情感的调动；对于外界而言，这种极端排他性的情感既可以掩饰这个群体过分的种族主义要求，同时又成为表明自身合法性的最好说辞。
   
    二 民族理想装点下的种族隔离制度
    种族隔离制度不仅仅是种族歧视或白人集团对其他人群偶然的剥削机制，它的意识形态逻辑是：严格的白人至上权必须由种族压迫和剥削来维系；因为白人集团对非洲人劳动力的持续需求，它的逻辑极点——大屠杀幸而并未达到 。这是因为，虽然南非种族主义建立的社会基础是17至18世纪以来逐渐形成的松散的、未成体系的种族秩序，但其正式兴起却是紧随矿业开采而来的。高举民族主义大纛的阿非利卡知识分子又渐渐地发现了种族主义这个解决“穷白人”问题的方便工具，即让白人工人爬到非洲工人的脊背上，以便逃脱资本家最坏程度的剥削。后来，种族隔离制度建立起来，阿非利卡民族主义者一直是背后的操纵者，恐惧、贪欲和白人集团的暴力是其显明或不显明的思想驱动力。一旦种族统治体制牢固地建立了，任何调整都必须在不威胁白人至上权和经济制度的根本基础上进行。种族统治保证阿非利卡民族主义者实现了“阿非利卡民族理想”所要求的资本利益和国家霸权。因此，种族统治的关键不在于分离各个种族，也不在于维护民族主义宣传中任何方面的“民族差异” ，而在于他们担忧现状受到威胁，即这种“种族资本主义”和白人至上权可能会遭到破坏。阿非利卡民族主义是挥舞着种族统治的大棒使自己的“理想”一一实现的，其实也包含了解构自身的力量。随着种族统治体制的确立，有广泛民众参与的民族主义声音渐渐平淡下去，白人至上权的社会根基也愈益缩小了；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于是被迫改变与它的根本意图相悖的形式和口号，以此来保持自己的可信度。这就是1948年以后，何以赤裸裸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改头换面、重新以种族隔离制度的形式粉墨登场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至此，仍然是那些高喊民族主义口号的政客和知识分子们在大力推行种族隔离制度，他们是真正将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都推向极端的力量。
    顽固的阿非利卡民族主义者马兰总理承认所有人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同时，却否认这就意味着必须给予所有人平等的选举权。1954年在回复一位美国教士的信中，马兰说，“南非白人的根深蒂固的肤色意识，根源于黑白两个集团之间深刻的差异。肤色差异无疑显现出两种毫不相容的生活方式之间的实际对比，那就是野蛮与文明、异教徒与基督徒的差别。开始时是这样，以后也大抵如此。”
    马兰的说法是恐惧、偏见与欺骗的混合，他动用了臭名昭著的伪圣经说法和伪科学神话，意在极力为种族隔离制度独立于经济之外做辩护以混淆视听。马兰不但没有解释种族隔离制度的真正原理及其意义，还宣称，“肤色差异”的逻辑基础是更“深刻”、更抽象的“文明差异”，试图以此将令人憎恶的种族隔离制度合理化；同时，也使得种族隔离制度貌似孕育于深厚的哲理，因而应该令人信服。但是，事实上，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南非国家外表“时髦、华丽”地装饰着的现代民主国家的议会制度，其实不过是个警察防卫得很好的军事专制政治体制, 混合着半封建制度铸造而成。马兰的国家信息主管对于建立黑人“家园”与白人至上权之间的关系有过如下的表达，“我们民族主义者相信，我们必须一直坚持白人至上权。伙伴关系会导致黑人统治……我们想让黑人回到保留地，那里是他们自然继承的；而且到时候，他们将会被给予自治权——在白人委托权身份下的自治。我们不能让独立的班图国家威胁白人南非。我们还必须在白人区内保留一些土著人，因为他们要承担长时间以来他们一直在从事的工作。我们说这些话的时候很坦白，但我们很真诚地希望土著人在他们自己的区域里发展” 。这段话流露出巨大的恐惧和不诚实；这种丑陋而凶恶的自以为是恰恰证明：在白人保持的至上权后面，是意识形态的暴力、欺骗和掠夺的逻辑；同时在阿非利卡民族主义者高声叫喊的“黑人统治的威胁”后面，也暴露出了他们的无知和偏见。为了保持他们并不安稳的特权，民族主义者动员了他们追随者中最卑鄙、最恶性的人类兽性的热情。正如德基维特指出，“在他们自以为最为坦诚的说法中，既有忏悔又有赦免。他们的忏悔是说，不能无限地剥夺土著人现代生活的权利；他们承诺可以给予这些权力，以获得自我赦免。但是，黑人获得权利的方式绝不能是淹没白人的选票，也不能是可能降低白人生活的竞争，他们只能在各自独立的地域内获得这些权利。” 确实，不论白人关于各民族“分别发展”所做的宣传如何漂亮，种族统治的底线还是要格外分明的。
    很明显，种族隔离制度的最后版本“独立的非洲人家园”，也作用于心理——它使种族隔离制度者能够宣布，反对他们的纲领和想要改变现状的人，不是共产主义的代理人，就是傻瓜（也就不是正常的人）。他们于是能够堂而皇之地除掉非洲商人，以创造“工业和平”；能够以普通非洲人民众为代价，保证白人工人的安全；他们还能够宣布日本人是“荣誉”白人，能够宣布城市工业区是“白人区”；称呼非洲人为“懒惰的人”并将其赶到贫窭之地，使之成为白人农场和矿山随时可能获得的劳动力。在种族隔离制度下，阿非利卡民族主义者还用他们创造的班图教育制度来永久奴役非洲人的心灵；而他们创造的“班图斯坦”，企图永远否认非洲人在南非社会里获得政治权利的可能。此外，阿非利卡民族主义者们还可以做101种丑恶的事情，因为如上所引德基维特的评述，他们早已经表演了“自我宽恕”的仪式。
   
   
    三 白人“民族国家 ”的悖论与终结
    国民党竭力与其种族隔离制度的宪法保持一致，以便冻结现状，甚至忽略南非社会经济的现实变动；受益于这项制度的普通南非白人，则紧紧抓住这种自我欺骗不放。这样，南非就成了一个种族堡垒，而种族隔离制度恰恰合理化了极端反动、反革命和法西斯主义的统治，而将非洲人永远打入了彻底的穷困之境。根据种族隔离制度的道德，非洲人身处贫困之境是被神圣认可的；白人的生存是国民党的目的，种族主义和对非洲人的压迫就成为维持白人生存所必须的。他们抛出了大量与事实并不相符的错误历史描述，表达了白人生存的根本必需条件；其实，白人利用种族隔离制度意识形态所表达出来的这些必需，只对它受益颇多的种族成员具有说服力。根据马克思关于阶级团结的结论，一个群体必须首先自觉到它的存在，然后才能为其存在而行动。种族统治不期然的结果就是：立法的形式固定了被统治者的种族身份，也唤醒了他们共同的身份意识，促进并形成了他们之间的团结，这恰恰成为种族统治潜在的反抗基础。
    南非阿非利卡人民族主义者第一次上台是在赫佐格时期，第二次是1948年在国民党领导下上台。他们利用强有力控制的国家政权来扶持阿非利卡人的文化、社会和经济基础，直至与英裔白人达成更广泛的平等。随着民族和阶级对抗的消失，白人统一基础上的种族统治战略失去了必要性，因为至少白人“民族国家”已经巩固了。
    种族统治体制的结束，不仅因为它在战略上不再必要，也因为实施种族统治已经不再有效，因而不得不放弃。作为体制化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种族隔离制度和种族统治也从反面激发了被统治的黑人和有色人更高程度的团结与反抗；这反抗越来越威胁到白人“民族国家”的统治，而这种威胁只能通过结束正式的种族统治来消除。阿非利卡民族主义动员时期，所有阿非利卡人跨越阶级而用民族统一起来；白人“民族国家”时期，则是所有白人跨越阶级和民族而用种族统一起来。变化着的国家政策，像阿非利卡民族主义者变化的动员策略一样，都是为了回应白人之间持续性的阶级矛盾，而这种阶级妥协正是为了尽力保证维护种族统治的实施，尤其是白人统一这个基础。因此，在南非，阶级一度被民族和种族所压倒 。但是，未曾预料的结果是，民族动员和种族秩序逐渐被破坏，推动了新形式下的阶级和政治妥协。经济增长带来社会及其生产方式的重大变化，工业化要求有更多城市化的技术工人，也要求黑人消费市场的增长；经济增长还团结、增强了黑人的实力，为黑人挑战既定的种族统治方式奠定了基础。
    种族隔离制度同时存在着根本的文化矛盾，那就是：文化联系被粗糙的种族主义观念所压制、淹没或超越。阿非利卡人和有色人原本拥有文化亲缘关系，这体现在两者共同使用的阿非利卡语和共同分享的一些传统习俗上。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还是坚固而有力的纽带，能够超越其他差异将不同的人群连接起来；也就是说，以此为代表的这些文化纽带会超越种族界限。在阿非利卡人寻找种族隔离的意识形态逻辑时，与有色人的文化亲缘关系却成为他们先天的弱点；因为，他们对于这种文化和历史的亲缘关系的排斥和掩盖比其它任何因素都更能定义阿非利卡民族主义同时也是排他性的、严厉的、赤裸裸的种族主义。
   
   
    在主流阿非利卡知识分子圈中，有些人早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就开始质疑种族隔离制度的基础，尽管是以一种无声的方式。他们开始利用阿非利卡语文学暗中或公开表现种族隔离思想的错误——现代阿非利卡语文学充满了这一代人的反抗精神；甚至可以说，当时的阿非利卡戏剧、艺术和文化的时代症候就是极端的对抗主义风格，而种族统治体制给予的回应就是检查制度。一个文化和政治不相融合甚至背道而驰的体制，缺少道德和思想逻辑的支撑，最后必定再无法笼络其追随者；这是因为，作为种族优越性的信条和种族隔离制度的合法依据，阿非利卡人的种族排他性和首要地位让那些年轻的阿非利卡人迷惑，也使他们陷于混乱的思想之中，同时也激起对种族统治体制的强烈反抗。很多青年学生中也开始受其影响，渐渐相信种族隔离制度有致命的错误，因为它缺少道德支撑，无法用圣经验证。
    总之，1994年以前，阿非利卡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其实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都是要超越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规律，企图获得其民族/种族统治的“长治久安”。殊不料，就连其一心维护的阿非利卡民族理想——民族的统一，也因为阿非利卡群体内部发生了“内爆”而消散为历史的陈迹了。至南非多种族大选在即，尽管某些政治团体还在强调阿非利卡人的政治和文化孤立地位，大多数阿非利卡人已经略带犹疑地走向另一个自我群体的概念了，这一崭新的民族定义从属于阶级身份 。
   
   
    第五节 南非当代种族问题与种族主义的历史遗产
    自从1990年开始改革过程以来，南非一直在一个特别的历史政治过程和结构中“寻求团结整个民族的意识形态” 。针对以往白人的经济和军事权力与黑人人口和劳力相对立的情况，南非新政府提出，新的民族建设过程应建立在“彩虹国家”——民族和解观念的基础上。以非国大为主体的民族团结政府奉行和解、稳定、发展的政策，全面推行社会变革，实施“重建与发展计划”，通过“赋予黑人权力计划”和“肯定行动”力求妥善处理种族矛盾，努力提高黑人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顺利实现由白人政权向多种族联合政权的平稳过渡。
    在南非政治转型过程中，形成新南非无种族身份（non-racism）是至关重要的。这首先需要承认差别基础上的“多元主义”，建立能够确保尽可能多的差异性的民主制度；同时也必须注意防止这些差异再次成为排斥的基础。于是，诸如《解构种族隔离话语》 这样反省种族隔离话语的著作大量出现，特别有助于对政治转型时期有关当代种族关系的讨论。
   
    一 反思种族隔离话语
    阿非利卡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成长的过程正是阿非利卡人如何成为控制南非整个种族统治的社会秩序的过程。反之，种族隔离制度设置实施的过程也是阿非利卡人成为南非社会支配性力量的过程；同时，种族隔离话语形成的过程也是阿非利卡身分形成的核心，而且，这些过程的逻辑延伸至阿非利卡人以外的其它主体，导致了南非整个社会中新的和旧的种族、民族身份的形成或由原来的无意识状态凸现出来。因而，分析种族隔离话语，体察这些意象构建的方式，可以理解阿非利卡人是如何建立和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意义的，也可以理解阿非利卡人为主导的南非种族社会关系的历史成因。
    如前所述，1930－40年代，内在包含了种族主义要求的阿非利卡民族主义兴起，原来占统治地位的隔离主义（Segregationist）话语衰落下去。隔离主义者主要是英裔为主的白人知识分子之间兴起的一种关于如何处理黑白人种族关系的话语；30－40年代由于南非城市化而使各种民族群体普遍经历身份变迁的背景之中，强调白人统一的隔离制话语不再合于时宜。于是，阿非利卡民族主义显现为一个能够提供新的认同和解决“土著问题”的思路模式。阿非利卡民族主义强调阿非利卡群体是一种与包括黑人、犹太人和讲英语的南非人等一切外来因素对立的排他性政治、文化统一体，即“人民”（volk）观念——操阿非利卡语母语的南非白人——成为建立排他性逻辑的认同核心，同时，“人民”观念也超越了阿非利卡群体、成为为社会整体提供新的社会意义和决定社会划分的首要因素；“自决”、“分别发展”等观念、各种种族隔离法律纷纷引进，都显现出与此逻辑的一致。因而，阿非利卡民族主义使得新的城市化阿非利卡人能够定义社会现实的意义，其他各民族也都由此感觉真实的社会现实。至于到了80年代，种族隔离制度发生的根本危机，主要是因为反对派对种族隔离提出了挑战，尤其是对种族隔离话语提出了挑战。
   
    二 新时期种族主义的遗产
    1910年南非联邦成立意味着正式种族统治的开始，及至1948 年的种族隔离制度之后，种族分隔益发严厉。不但住区隔离，劳动市场和工资、具体的体制、政府、市民社会和教育等等亦按种族划分；总之，在人民的生活中，肤色、种族决定着一切机会，即，在这个多重身份组成的等级制社会中，种族对于多数南非人而言是根本的社会类别，带着最终归属的意味。例如，在对1947年纳塔尔的新闻宣传进行的一项测验中，显示出对于印度人一般的种属归纳，他们被视为体质上、精神上和道德上都不同于白人——他们好争论，道德水平低，擅长通过不公正竞争逃脱土地法并将白人排挤出同类行业，白人则是上帝委托保护和提升印度人的高级种族 。可见，在统治和臣服的语境中，正在扩张的殖民权力与西方的进步主义特征总是成为令人钦羡的参照——白人正是“理性和民主体制”、“文明”与“高尚”的化身，而殖民地人民的社会本性则被描述为“低劣的”、“非理性的”、“孩子一般的”。但是，在整个殖民时期，这种话语并非无的放矢；在纳塔尔，白人对印度人的“根本东方性”怀抱的偏见成为对印度人为主的契约劳工施加更为严密、更为系统化的监视与控制的理由 。这种赛义德称之为“东方主义”的东西事实上被体制化为南非殖民地政治、经济体制的核心组织原则；也就是说，根据赛义德，其要害就在于西方人具有了“界定、控制和操纵东方人”的地位 ，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在南非整个种族统治社会中，不但与“白人”这一身份相对立的是“精明的东方人”——印度人，而且是广大非洲黑人以及有色人等。
    正如巴力巴尔和沃伦斯坦所说，“我们所属的多元社会是个将不断进行重建的历史性建构，但这并不意味着种族的边界已经‘垂死’；相反，对于社会中的多数成员而言，边界仍然是固定的、有意义的 ”。白人与非白人之间，通过整个种族统治时期历史性地建构起来的种族界限导致各自的成员获得了各自的种族意味和刻板模式，在种族隔离制度时候又进一步强化。在后种族隔离制度时代的南非，有些时候，种族身份和种族边界又往往得到了新的动力支持，比如，政府认可全部由白人组成的板球队作为国家的象征；在其他方面，对于历史造成的既定的有种族偏向性的组织，政府也同样经常允许他们为了合法的目的而视为自己种族的代表。结果，南非的运转中，仍然经常将种族视为一种集体性身份，是其它身份的表达和组织原则。由此可见，种族思维模式仍深深驻扎于人们的日常思维习惯之中 。
    以广告业为例。在种族隔离制度时期，南非电视台分别有针对白人的频道（阿非利卡语和英语）和两个针对黑人的频道（使用包括祖鲁语和科萨语在内的许多种非洲语言）。于是，广告人也要因此而分割黑白市场，制造互相平行的两种广告。比如，某种香皂的广告是这样做的：同样的浴室，同样飞腾着泡沫，甚至唱着同样的主题歌；唯一不同的是，一个模特是白人，另一个是黑人。现在，电视台已经统一起来了，越来越不好把顾客按照纯粹的种族界限分隔清楚了。但是，还有些公司的产品广告是按照针对黑人或白人的不同商业电视节目来做的，原因很简单，任何全球化的公司都得削足适履——适应当地的口味；在南非，这就意味着要区分黑人和白人。这反应了当前一些白人广告人想象力的贫乏——不能够从不同种族认同的角度去定义新的南非民族，而是依然沿袭种族划分的思维定势。百事可乐（Pepsi Cola）就做出了一个好的表率：他们的电影广告用的是一群黑人模特，口号是“新一代人的选择”，聪明地回应了新南非的形象。这两年，运用种族和解作广告促进手机、啤酒的促销手段渐渐风行起来了。但旧的种族主义思想的消失终究难之又难。据广告人的研究，黑人较比白人更愿意与对方认同。
   
    三 新时期种族问题表现举隅
    南非是多种语言、血缘、部落、信仰和肤色的特别丰富的混合剂。新宪法规定了11种官方语言，没有哪一个相应的民族是处于统治地位的。祖鲁语是使用率最高的黑人语言，但祖鲁人只占黑人人口的22.4％。曼德拉总统所属的科萨人占据了非国大主要的领导席位，但他们只占黑人总数的17.5％。所以，这个国家的政治诉求就不应该仅仅建立在族群的基础上。
    非种族主义早就是把非国大粘在一起的黏合剂了，这个看似不可能的集合包括了基督徒和共产主义者，他们的领导人都希望建立一个黑人和白人、科萨人与祖鲁人共同成为南非人的国家，而不是根据他们的肤色或他们祖先的部落判断彼此的身份。新宪法已经给予了“南非所有种族的人民、男人和女人同样的平等地位”，问题是如何能够轻松地创造一个无肤色意识的社会？
    种族和肤色的意识深刻地驻扎在南非的思想中。40多年的种族隔离体制，加上150多年地英国至上权，将民族意识根深蒂固地驻扎在一切可能与不可能的地方了。纳尔逊•曼德拉在他的自传中回忆道，他50年代生活在亚历山大城镇时，这里的城市生活已经渐渐磨损了部落和族群界限，人们不再是科萨人、苏陀人或祖鲁人，而是亚历山大人。“但是种族隔离主义科学家却要背道而驰。他们试图将带着软毡帽、穿着毛料套装的打扮整齐涌向50年代的索菲亚镇的啤酒馆和爵士俱乐部的年轻人变回到部落人，手段就是直接铲平他们的棚屋，把他们去赶回部落‘家园’。”
    将黑人与黑人分割开来的计划紧紧联系着白人至上权计划。为了保护这个体系，恐怖手段紧步侮辱与贫困化而来。1963年至1989年间，至少70人死于警察的监禁；另有无数个人不断因为反抗而被折磨、拘捕并围困。在阿兰•佩顿1948年出版的书籍“哭泣吧，亲爱的祖国”中，这个黑人牧师这样谈论白人说，“当他们终有一天转向爱时，他们会发现我们已经转向憎恨了。”
    新的黎明的到来是一一个没有多少仇恨的方式开始的，南非的变革没有真正的胜利者，也没有真正的失败者，双方都力图适应对方。尽管富裕的白人仍然躲在加固的高墙的背后，礼貌已经最大程度的替代了傲慢态度。极右派仍然低声谈论着要有一个“人民之国（volkstaat）”或阿非利卡人家园，但是其领导者，带领南非士兵袭击安哥拉的Constand Viljoen将军是个实用主义者：他现在谈论的，不再是要求一块地理区域可以归属于阿非利卡人自身，而更多是“文化自决权”，意在使用阿非利卡语广播和教育的权利。在最近的黑人城镇居民的民意测验中，61％的人认为种族关系正在改善。
    比黑人和白人之间以往的恶意构成更大威胁的是黑人与黑人之间人为操纵的政治冲突。大选之前，政治谋杀犯有增无已，他们主要是来自非国大和因卡塔的支持者，在约翰内斯堡和夸祖鲁－纳塔尔省都有。尽管日常犯罪率仍然很高，政治暴力自大选以来却迅速肃静下来。在诸如索韦托、卡特勒红Katlehong或Tokhoza这些市镇，原来瘫痪了日常生活的恐怖已经停止。平安降临的一个重要理由在于安全部门肃清了那些给因卡塔和祖鲁居民提供武器的人。与非国大结盟的警戒会团体的武装也被解除了。更重要的是，曼德拉与因卡塔领导人布特莱齐达成了政治和解，这位拒绝与非国大领导人对话的酋长已经在总统内阁中任职了。
    随着一个种族冲突因素弛缓，另一个却又紧张起来。南非黑人要求快速更换旧的白人统治体制的声音越来越大。他们指出，国民党确保了阿非利卡人极为宽泛地从广播业扩展到军队和铁路。阿非利卡人主宰的公司在国家的庇佑之下繁盛起来。黑人评论家说，因为非国大现在当政了，应该同样为黑人争得这一切。
    曼德拉政府迄今为止没有实行美国人称之为“确认行动”的政策来迫使雇佣者或其他体制为了更多地倾向于黑人。但是，一个劳动部门中的直接确认行动机构已经承诺，在雇佣和提升黑人位置方面给予“指导”和“控制”。“我们想要是南非社会非种族主义华，使所有的南非人都不在根据种族的眼观来看待自己”，非国大的秘书长Cyril Ramaphosa说，“但是前提是，我们必须确保每一种体制都确实反映我们国家的真正特征。”哲理的意味似乎是说，如果不能够通过非强制性的方式使黑人得到他们理所应当得到的，就会引进枪支的措施。
    原来的白人大学开始招收黑人学生。公司开始把职位广告登载在报纸上以进行“确认行动招收”。尽管多数公司权力仍然掌握在百人手里，但在约翰内斯堡股票交易所里上市的公司已经有11家属于黑人所有，其中几个已经掌握了白人公司卖给他们的股份，从而为实现“赋予黑人经济权利”而前进了一步。到95年时，黑人经理的数字迅速由1993年的120个上升到276个。
    尽管宪法保证所有公务员都可以继续保留其位，阿非利卡人为主导的公务员系统却开始“变黑”了。政府说，官僚机构应该通过其代表获得合法性，这给商业树立了一个榜样。一些高级公务人人员碰巧早已经退休了。新的贸易和劳动部长都带来了他们自己的班子。要命的是，符合标准而又有经验的黑人实在太少。于是，雇主也不知所措了：要么他们支付恰好符合标准的几个黑人所要求的高昂工资，因为这些人已经开始从一家公司换到另一家了；要么他们就依靠不符合标准的人选。在政府还没有机会考虑它的现行政策是否可行时，确认性行动就出现了倒退。当时的副总统的弟弟/刘望归来的企业家Moeletsi Mbeki认为,“这不过是装装样子的事情。确认行动只能使一个已经是既得利益者的阶层受益。我认为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得不到确认行动的工作，因为他们被看成是永远不能自行达标？（而只靠照顾的人）。”一些黑人雇员憎恨被用来填充黑人公司的人头数；著名的大学憎恨把它们变成社会工程的手段；而白人雇员则怀疑他们已经被不合格的黑人跃过去了。最近，因为任命一个未曾得到过大学学位的黑人到一个待遇优厚的公务员位置上，而发生了争吵。很快就会有白人向南非法院起诉，保护自己的不受种族歧视的权利。
    危险在于，将潜在性与一个特殊的民族等同起来了，这将会导致憎恨和符号主义。政治家们经常将确认行动作为安排他们亲朋故旧进入某一体制、或让他们的朋友获得国家合同的掩饰物。
    The perils of preferment
    也许最危险的影响还在于定义或划分这些群体作为好恶的标准。确认行动要求人们被分成类别，而政府恰恰是说要打破这些范畴。长久以来完全生活在人类生活在整整齐齐划分为种族群体的歪曲假设的阴影之下的南非人真的愿意支持这样的观念吗？
    南非的多种族主义仍然是一朵脆弱的花，但它将慢慢成为新的国民身份的决定性灵魂。南非民族主义已经从字联和外部世界的蔑视中释放出来了。最可能的象征就是新的国旗，它是自我保证和更新的民族徽标。普通南非人愿意将它系在车缓冲器或花园的旗杆上，这决不只是功能性的。
    在一定程度上，后种族隔离制度时代的南非社会仍是分裂性的，种族仍然是公众意识中隐藏的主宰。建构“南非人”的任务似乎太难，以致于承受不了经济的压力，于是酒吧茶肆里，回归到黑人、白人 、印度人等等“天生”的认同上来的人在全国各地比比皆是 。将南非三个多世纪的各民族集团“复杂而不相宜”的种族主义经验回归成单纯的“彩虹国家”这样的宽泛框架中是很难的 。南非过去的历史、社会、经济和文化遗产，加之后种族隔离制度时代经济和社会条件的不平衡，都在创造并使得分离主义的特征永久化，而且难于铸造统一的民族文化，尽管政府从政治经济到社会文化一系列的努力操作，尤其是一直试图运用体育作为动员集体性的南非人身份“悄悄实现”的手段。
    当然，后种族隔离制度话语中的种族边界并非一成不变，在种族和解与彩虹国度精神的感召之下，整体趋势是走向“无种族”和“南非人”的国家—民族的发展方向的。但是，这个过程是漫长而曲折的，因为南非当代种族问题的复杂之处还在于，不仅仅是只有黑白两面的种族硬币。就像白人在角逐权力的过程中，曾经对有色人时而拉拢、时而排斥一样，后隔离时代的南非政治格局中，也不断出现了各种形式的排斥和吸纳。具体表现如下：一方面，面对非洲人为主体的新政权，印度人、有色人和白人似乎正在铸造一个共同的身份以对抗非洲人大多数；另一方面，对于全球化时代不断发生的新移民和难民现象，当地非洲人攻击其他非洲国家来的新移民和难民的案例不绝于耳，而南非本国的印度人歧视印度和巴基斯坦来的新移民的事也时有发生。
   
   
   
    第二章 非洲当代种族问题的整体历史思考
    种族主义理论存在的历史已经相当长了，基本上可以分为两派。创世主义者一直大声地宣布种族主义的起源和深广流布都归因于进化论，例见1974年莫里斯（Henry Morris）的作品《进化论的祸水》。事实上，种族主义的源起远远早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创世主义种族主义者总是引用圣经中对含姆子孙的诅咒来说明自己的正义性。1991年，莫里斯又在《世界的开始》一书里说，“含姆的后代专门为人类做尘世的服务……他们包括地球上所有深肤色的人类——黄种人、红种人、棕色人和黑人，他们基本上是亚非人群，也包括美洲的印第安人，都是含姆这一系上的 。”“含米特人是最早的种植者、建筑者、服装制作人、医生和外科手术者、数学家、商贩和商人，还是写作的发明者。但是，他们的能力所及，仅止于此。雅利安人和闪米特人迟早会占领他们的土地、他们的发明，发展壮大这些东西为我所用。含米特人，尤其是其中的黑人，还变成了别人的仆役、甚至奴隶。天生带着特别的从事世俗事务能力的含米特人最终被智慧的、带有哲学上的敏锐特征的雅利安人和更具宗教热情的闪米特人所取代……黑人和其它含米特人都不愿意接受根源于诺亚诅咒的被臣服的命运。” 亨利•莫里斯极力否认他的说法是种族主义的；但是，“黑色犹太人”和“黑色印度人”明显不属于含米特人，另外也有白肤色的人属于含米特人。这说法恰恰与莫里斯书里的说法——“所有深色肌肤的人都是含米特人”——相龃齬。
    一些有名的美国创世主义者实际上与种族主义组织有复杂的联系：三K党，抵抗者杂志、大屠杀修正主义者等等 。在美国内战前，这样的论调体现在约翰•巴克曼（John Bachman）和卡特怀特（S. A. Cartwright）博士的作品中。他们同样引用圣经中的说法为奴隶制度辩护。巴克曼说，“非洲人是人类的一个低级种属，无力自治，因而向我们寻求保护和支持。” 卡特怀特写道，“想逃走的奴隶患了一种名为drapetomania的病症，必须像对待孩子一样对待他们，以此来防止和治疗他们想要逃离的顽症。” 同样，当时，澳大利亚的土著人口也被视为含姆的后代，“世世代代要为其兄弟的后裔服役。”
    不同于创世主义的另一个学说是现代“科学”种族主义。其奠基人是19世纪中叶颇有
    影响的法国种族主义理论家戈壁诺(Comte de Gobineau) (1816-1882) ，其观念系统地反映在写于1853－55年间的《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Essai sur l’inegalité des races humaines）中。曾出任外交官的戈壁诺坚信人类应该分为三个种族，白人、黄种人和黑人。黑人具有一种“动物”的特征，精力粗野而旺盛；智力能力笨拙但欲望强盛。黄色人种体质较差，欲望少，平平常常，尊重秩序，梦想和理论少。白人有生机勃勃的智力，坚韧，有对秩序的直觉，热爱自由，有幽默感。他们可能残忍，但他们对此有自知；至于黑人，则要怀疑他们是否存在这样的自觉了。
    戈壁诺认为达尔文主义否定了种族天生如此而且永久如此的观念，而且他拒绝“含姆子孙”的说法。在该文中，他认真地讨论了所有种族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后裔的观念，并倾向于认为事实并非如此，尽管他承认混血儿繁殖力旺盛；他肯定地认为，亚当只是白人种族的后代。戈壁诺承认三种种族各有特别的能力，但是白人种族（尤以其中的纯种雅利安人最为突出）拥有所有征服他人、建立文明的重要的优秀品质。他写道，一个民族并不是根据其位置（即其所处的环境中）获得价值的；从来都不是这样，而且今后也不会是这样的。相反，恰恰是其种族属性赋予其特殊的价值……一个种族越是纯洁，它赖以维系的社会根基越是牢固、不易受到攻击，因为其根本思想观念保持一致了。
    戈壁诺的思想方法、甚至其表达方式一直保存到20世纪，希特勒就明显从中受益，他说：“一个民族若不能保持其种族血液的纯洁性，也就破坏了其民族的核心凝聚力”。多源发生说，即只有白人是亚当和夏娃后代的说法，并没有随着戈壁诺消失。直至今日，美国的种族主义报刊杂志上的调查黑人脑容的文章仍然频频出现。他们经常宣扬，白人从来没有与猿交配，而黑人妇女与猿的性行为就会怀孕；黑人和类人猿来源于同一个基因，只有白人具有神的形象和相象之处等等。
   
    第一节 含米特假说流传的历史
    “纯粹观念形态的种族主义理论有怎样的历史并不重要；关键在于：种族主义怎样成为了某种政治组织的实践。真正杀人的种族主义，起源于帝国主义瓜分非洲时的历史经验和政治要求” 。对于非洲，种族主义地影响也确实如此——没有与非洲发生联系之前，不论怎样的视非洲为野蛮落后地“未开化地”的西方观念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西方怎样开始利用、甚至刻意制造种族主义学说，为贩卖非洲奴隶、征服、屠杀和统治非洲土著人做辩护。“种族主义最深刻的根源成长于非洲的奴隶贸易之中，即欧洲人在海外帝国主义的第一阶段里，发生了同非欧洲人最持久也最密切的接触。一些人对另一些人最暴虐的不人道举动也发生在非洲奴隶贸易中。欧洲奴隶贩子将非洲人视为动物，圈进肮脏而又极为拥挤的船舱里，对这些人的命运他们既要极为无情，又要自我迷惑和迷惑他人。他们一方面只考虑金钱问题——这种‘黑色’货物的价值；另一方面，他们又要根据食人的习惯视黑人为劣等的，并公然宣扬：让他们带着镣铐也许并不比让他们呆在丛林的野蛮自由状态下更坏，而且还可能更好一些” 。种族主义不仅是这样特殊历史阶段里形成的一个客观思想体系，而且成为了一种牢固的心理结构、一种拜物教；这种心理结构成为一种真实的政治和社会经济力量，以一种“积极”的掠夺性力量在歪曲、颠倒的社会结构中发挥意识形态的作用。黑人白人关系的掠夺性原则在美国和南非社会历史中体现得最明显。在这样的社会中，白人作为“优越种族”的地位被系统地培养出来；而后，无限的专制权力和完整的经济剥削便成为所有白人可以共同享受的特权。
   
    一 含米特学说的流传
    在所有关于非洲人的种族主义学说中，影响最大的要数含米特假说（the hypothesis of Hamitism）。意大利人类学家吉塞浦•萨吉（Giuseppe Sergi）19世纪80年代认为，古代埃及人是黑色、甚至深黑色的高加索人；他把这群处于亚非交界地带的人称作含米特人。后来，人类学家们据此定义出一整套含米特语。含米特人的起源与迁徙虽不甚了了，却被肯定的认为很久以前进入过非洲，并与黑人融合过，正是他们促成了黑人的发展并得以文明化。所有这些，都是猜想出来的，大多数未得考古验证。例如，关于东非之角的文明，人类学家猜测，是从西亚来的一种人帮助之下，才形成了库施文明；这种外来的含米特人“具有白种人的体形特征，因而来源于高加索人。”
    到了20世纪2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塞利格曼（C.G. Seligman）更在其影响深远的名著《非洲的种族》中写道，非洲的文明是含米特人取得的，这历史正是含米特人与大陆上的另外两个人种——布须曼人和尼格罗人混合的历史。不论是高度文明的埃及人带来的影响，还是分布更为广泛的畜牧人口（Beja人）带给今天索马里的影响，进来的含米特人都是“游牧欧洲人”，较比农业的黑人，这一波接一波地到来的人们，武器更为精良，智慧也更高。任何非洲的标志文明都是进入此地的含米特人这种无可比拟的文明承载者的杰作。
    直到60年代，含米特假说失去了往日作为“正统非洲文明学说”的荣光，被作为一种“白人空想”抛弃掉了。重新考察非洲语言的相互关系时，著名语言学家格林伯格（Joseph Greenberg）发现，“含米特语言”是个假想的怪物，其实没有实际存在物与之相当；所谓的“含米特人”其实属于彼此不同的许多语系，也就是说，应该各自根据各自所讲的语言来给被称为含米特人的各种民族命名。格林伯格由此获得了所有语言学同事的支持。随着“含米特假说”的语言学基础的衰落，存在一个攻无不克的“含米特种族”的说法也随即沉落下了。
    含米特假说的一个未曾明言的重要前提是含米特人优秀于黑人，也就意味着白人优于黑人，虽然这一前提没有事实基础，不管是对于古代非洲还是现代非洲而言都是如此。非洲的进化和发展，与其他所有地区一样，关键因素不在于种族因素，而在于环境因素；没有什么证据表明，如果居住在北非而不是中部非洲，黑人会做得不如尼罗河谷与地中海沿岸的所谓的含米特埃及人和柏柏尔人。正如后来的历史所表明的，从苏丹来的含米特人进入东非后，事实上给那里当局的黑人农民带来了落后得多的社会体系。然而，这个幻想的“非洲人天生是落后民族”的含米特人优越的神话却不那么容易消失。一个重要原因是，非洲人的文明成绩一次又一次地被归在一些神秘且无法解释的“非洲外来人”的名下。像含米特人一样，腓尼基人被拿来解释津巴布韦的文明，中世纪西非的铜器和赤土陶器被认为是受到了希腊人或葡萄牙人的影响，甚至遥远的赫梯人也被认为对非洲有影响；而实际上，这些文明成就后来都被证明是纯粹非洲起源的。
   
    二 解读含米特学说
    含米特假说的一个未曾明言的重要前提是含米特人优秀于黑人，也就意味着白人优于黑人；虽然不管是对于古代非洲人而言还是对于现代非洲人而言，这一前提都是没有事实基础的。非洲的进化和发展，与其他所有地区一样，关键因素不在于种族因素，而在于环境因素；没有什么证据表明，如果居住在北非而不是中部非洲，黑人会做得不如尼罗河谷与地中海沿岸的所谓“含米特埃及人”和柏柏尔人。正如后来的历史所表明的，从苏丹来的含米特人进入东非后，事实上给那里的黑人农民带来了落后得多的社会体系。然而，这个隐含着非洲人天生是落后民族前提的含米特人优越的神话却不那么容易消失。一个重要原因是，非洲人的文明成绩一次又一次地被归到一些无法解释清楚的神秘“非洲外来人”的名下。像含米特人一样，腓尼基人也被拿来解释津巴布韦的文明，中世纪西非的铜器和赤土陶器被认为是受到了希腊人或葡萄牙人的影响，甚至遥远的赫梯人也被认为对非洲文明有影响；而实际上，这些文明成就后来都被证明是纯粹非洲起源的。
    人类之间确实存在着进步和落后的差别，这倒不仅仅是出于欧洲人的臆想，因此不能简单地沿着这一社会线索进行解释。构成这一问题的关键是环境，而不是种族。不管非洲人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从外部取得多少技术和观念，都经过了一个适应的过程，从而转变为非洲自己的社会和文明系统之下的东西。成就和失败都要同样归因于一个有趣的问题——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
    人类学家G•A•Dorsey在《种族和文明》里写道：“种族并不存在，只存在着人类的划分类别。”也就是说，种族这个概念是种人工发明，目的是为了理解人类变化的多样性。由此可知，种族的划分，主要是基于人类的主观成见。在关于古埃及人的起源和主导文化的热火朝天的争论中，划分种族的依据和具体的分界线是争论的关键。不承认古埃及人有一个闪米特起源的人认为，存在着另一种种族——含米特人，他们才是古代埃及人。根据韦伯的《新大陆字典》，“含米特人应该是指东非和北非的几种黑色皮肤的人，包括埃及人、柏柏尔人等。”在《重访黑色雅典娜》里，Guy Rogers解释道，说古埃及人是黑人或白人都是不精确的；古埃及人是混合肤色。杜博伊斯说，“我们如果还有理智的话，就不能把世界分成白色的、黄色的和黑色的，然后把黑色的叫做白色”。同样，把古埃及人称作是“地中海人”、“含米特人”或其它许多什么委婉语都是很奇怪的。
   
    第二节 卢旺达种族大屠杀案例
    自殖民时代以来，含米特假说不仅仅一直是非洲人自信心的障碍，是欧洲人解释其统治行为的有用工具，更成为阿伦特所说的“杀人的种族主义”，甚至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还在非洲大陆中部成为大屠杀的祸根——殖民时代欧洲人炮制的这个假说为卢旺达的胡图族和图西族的极端分子提供了一整套可以解释大屠杀的理由。1994年4月，卢旺达和布隆迪两国总统一起乘坐的飞机在卢旺达首都机场上空被击毁，两总统双遇难。从此，卢旺达爆发了长达四个月之久的部族大仇杀和武装冲突。根据国际红十字会估算，在短短100多天时间里，卢旺达700多万人口中有将近100万人被杀，400万人无家可归，其中200万人逃往国外，酿成了世纪罕见的灾难。两族各占全国人口的85%和14%。前者讲法语，以农耕为生，后者讲英语和斯瓦希利语，从事游牧业。两族不仅语言、文化、经济生活相异，甚至外貌特征都有较大差异，多年来两族积怨甚深，此前20年时间两族间就曾发生过三次较大的武装冲突（1959、1963、1973）。这次部族仇杀的被害者大多数是图西族人，不仅如此，胡图族控制的政府军和民兵对主张民族和解的本民族同胞同样滥杀不误。
   
    　　卢旺达的邻国布隆迪的民族问题也与其相似，胡图族与图西族各占全国人口的85%和13%，两族间也多次发生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和军事政变，造成数十万人丧生，上百万人沦为难民。国际社会关注着这两个非洲国家的不幸，也努力提供必要的人道援助，但却无法帮助治愈其部族仇杀造成的巨大创痛。 　　
    19世纪80年代，欧洲人“瓜分非洲”的时候来到卢旺达以前，曾经在西部和东部非洲进行掠夺的阿拉伯商贩从来没有踏上这块土地从事掠夺，因为卢旺达的大部分地区都被控制在国王完善的组织之下。伊斯兰势力在邻国坦桑尼亚和肯尼亚都扎下根来，却奈何卢旺达不得。1994年地大屠杀发生以前，只有大约10％－12％的人口属于穆斯林。胡图人与图西人之间本来没有绝对的民族之分，也没有像“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那样积累甚深的怨怒，而是彼此能渗透的两种身份。殖民时代以前，胡图人和图西人说同样的语言，遵从同样的宗教，互相通婚，相互杂居，没有地域之别，居于同一个山间，分享同样的酋长制度下的社会和政治文化……图西人可以成为世代相袭的胡图人，反之亦然。只有到了殖民时代和后殖民时代，这些身分的划分才以当前这种危险的形式固定下来。将图西人与胡图人区分开来，开始于图西人酋长kigeri Rwaburgiri1860年掌权。Rwaburgiri建立了封建制度，首次制造了胡图人与图西人之间的文化划分；后来，首先是德国人、继而是比利时殖民者来到卢旺达和布隆迪，这两个王国的财富、权力和社会组织性很快吸引了殖民者。欧洲人注意到两个社会中的从事畜牧业的“图西”贵族统治着从事农业的胡图人。尽管两个群体都是非洲人，在欧洲人看来图西人的体质与欧洲人相象，因而在种族身份上优越于胡图人。比利时殖民主义者将其转化为一种绝对的种族和民族划分。1863年英国人John Hanning Speke在其《尼罗河源发现日记》中阐发了“含米特假说”，根据这一臭名昭著的“科学种族”的说法，围绕在图西王Mwami宫廷周围的图西贵族正是圣经先知施以涂油礼的“失落的基督徒”，是明显优秀于在田地劳作、属于“尼格罗”的胡图人奴仆的，欧洲殖民者到来的几百年以前，来自于“埃塞俄比亚”征服者的优越种族，臣服了当地低劣种族的土著的班图族胡图人……根据这张种族牌，殖民统治者在几十年间建立了错综的种族等级分类系统；因为缺少在非洲的殖民政权所需的人力，欧洲殖民者总是通过当地代理人实施统治，而在这两国内，他们都是选择图西人来完成这一任务，图西人在整个殖民时代独占行政和政治岗位。渐渐地，胡图人和图西人不再视彼此为共同忠于王权的、同一个宽松的等级社会内的成员，而是不同的种族成员，分别是征服者和被征服者。图西人因而明显被胡图人视同于殖民者。
    战后，自决和民主制度正在风头上；显然，比利时通过图西人统治胡图人的局面已经是昨日黄花。欧洲实际上开始转变控制模式，责备图西人是非法的外来统治种族，行将没落；而胡图人被重新定义为卢旺达和布隆迪真正的“人民”。于是，后殖民时代的卢旺达和布隆迪继续了这种民族划分，同时也继续了殖民统治时期的民族对立。在比利时政府的帮助下，胡图人精英领导了反对图西人统治者的政治运动，将卢旺达的图西人民族统治体制换掉了。原来由图西人把持的，现在全部由胡图人操纵了，胡图人和图西人之间的第一次政治冲突也就发生在1959年卢旺达开始独立之时。但是，在邻国布隆迪，图西人却控制住了政权。受到卢旺达事件的警觉，希玛Hima图西人——新的图西人阶层——控制的布隆迪军队颠覆了可能导致胡图大多数人掌权的群众大选，创造了真正的图西人“民族统治体制”。实际上，直到1994年，在讨论原来比利时殖民地的大屠杀时，多数人都会想到1972年，图西人领导的布隆迪政府和军队挑出并屠杀了10万受过教育的胡图人 。这样，卢旺达和布隆迪几乎成了彼此参照的历史镜像 。
    两者之间的敌意起因并不在于某些媒体习惯归结的“古老的宿怨”，而在于以种族和民族的词汇去表达的反殖民主义意识形态：黑人反对白人，而在卢旺达，必定会是胡图人大多数反对图西人殖民行政官员们。卢旺达和布隆迪的所谓“种族关系”和民族身份是一种“人造”的象征体系，其核心是非洲人在西方殖民主义的历史和政治环境下的经验而导致的历史后果。在胡图族极端分子的话语中，胡图族土著与他们假定为外国人的图西族人是不一样的。在图西族极端分子的话语中，图西族的思想优越性正好与胡图人的低劣性相对。卢旺达人就这样内化了这种欧洲人传授的含米特观念，从而成了他们自身不断重复的悲剧的制造者。以集体攻击著名的interahamwe胡图族人的流动团伙制造了大恐怖以后，卢旺达这个绿色的小国尸横遍野。甚至在整个国家内，图西人前去寻找庇护的教堂都几乎成了开敞的公共墓地：男人、女人和孩子们倒在了他们邻居的砍刀砍过去的地方。屠杀的恶毒性和其大规模远远超过了人们可以理解的范围。图西人不仅被杀害，而且被强暴，被伤残、被折磨、被致残废、甚至不成人形。在许多情况下，如果这些杀人的流动团伙干累了，他们就割断他们准备要杀的图西人的筋腱，以便先休息一下，吃吃喝喝、热烈庆祝一下，然后再重新继续血腥的工作。“这是继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之后，最为有效的大屠杀——三个月内杀掉了80万人” 。与犹太人大屠杀中死亡率相比，这次屠杀的死亡率高出了3倍。胡图人的砍刀淘汰了中子炸弹。在胡图极端分子的宣传中，卢旺达国家被比喻为一个大花园，胡图人极端分子在其中享受着其追随者们“割掉莠草”、“砍倒高树（成年人）”和“树芽（孩子们）”们的乐趣。
    必须把卢旺达大屠杀放置在更广阔的国际关系和政策决策的背景中去理解，因为卢旺达大屠杀一半是无辜者被屠杀的故事，另一半则是走向全球化的时代，国际社会没有能够阻止此次屠杀的故事。“联合国卢旺达救助委员会”(United Nations Assistance Mission in Rowanda，UNAMIR)的官员和国际救援组织预告事件来临的报告被所有国际社会——联合国、美国、法兰西、比利时和一些非洲国家——低调处理或忽视了，情报部门发回的文件则被埋在政府文件堆中。也许联合国安理会和美国政府的决策者们都对1993年出兵索马里维和受挫经历记忆犹新，于是决定不卷入卢旺达事件；非洲国家和世界都在为南非实现种族和解的大选高举庆典的酒杯，从而对非洲中部这场种族屠杀视而不见。克林顿政府的做法则是不把卢旺达事件称呼为“大屠杀”，以便不必再次卷入政治和军事干涉行动——自从美国士兵赤裸的尸体被索马里群众棒打的事件在电视上曝光，似乎再也难以想象让美国出兵国外制止另一场屠杀了。
    直到大屠杀结束时，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才开始卷入。对于麇集在扎伊尔的Goma 和Bukavu的大量难民营中的“人道灾难”的忧虑，使得成万上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源源不断地流入这里。这些难民主要是图西人领导的“卢旺达爱国战线”开始渐渐控制了国家并结束了这场屠杀之前离开卢旺达的胡图人。因为复仇的图西人也大规模地屠杀胡图人，加之国际社会再次忽视了卢旺达的“反向大屠杀”，从而延长了胡图人的痛苦。由于国际社会的援助都集中注入扎伊尔边境的难民营，难民营反倒成为参与大屠杀者供应良好的基地，他们穿越边境到卢旺达去抢掠图西族幸存者和那些在扎伊尔境内的难民营附近的图西人。
    在西方人的心中，除了提供给电视新闻广播无穷无尽的苦难形象外，非洲就再也无足轻重了吗？对于卢旺达大屠杀，他们只半心半意地听听广播，匆匆忙忙地翻翻报纸；至于这次现代大屠杀的性质和条件究竟为何却并未深究。对于全世界的“民族暴乱”，他们都有一个方便的比喻，即将其原因解释为民族集团之间的“古老宿怨”。这个简单而压缩方式的词儿可用以解释一切事件，实际上却什么也没解释 。同时，西方通过宣称遥远非洲中部的冲突是非理性的——遥远地方、不同于我们的人民之间发生的一种纯粹无法控制的仇恨，从而摆脱了任何对于此事的干系。这种原始主义式的假说认为，促动这种大群体行为的是将家庭和亲戚关系联系在一起的深厚的集体认同感。像个人一样，这种大群体也有某种“无意识”,在某些偶然事件的导引下，这种被压制着的、“无意识”的仇恨就会爆发出来。这种简单化的种族主义的原始主义解释其实大大偏离了对于这场民族冲突真正原因的解释。理解卢旺达大屠杀的关键就是意识到，大规模的群众性暴乱必然是被组织起来的，它不会无目的地发生。即使是暴民的动乱也都会有所计划，这样巨大的持续性的毁灭行动更需要巨大的野心。换言之，仅仅用“集体性疯狂、暴民的狂热、狂热的群众犯罪的仇恨等理论并不足以解释这样一个事件” 。100多天里，用大砍刀屠杀800，000人，这需要清楚的行动计划和坚定的意识形态来引导行动，以保证“艰巨的”大屠杀任务一旦开始就能一直继续下去。因此，卢旺达种族大屠杀需要对那些将大众转变为罪恶的屠杀者的社会因素的政治分析、也需要心理分析、社会因素分析。毕竟，“大屠杀，也是一次集体建设的操练”。
    卢旺达的暴乱和大屠杀不是原始的部落之间敌意的结果，而是由欧洲人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活动开始的一个长过程的最后结果。殖民主义产生了胡图人和图西人之间的种族划分 。大屠杀是由占据政府的核心、自称为“胡图人力量”的激进胡图人精英集团发起并指挥的。这个集团与哈比亚利马纳总统、军队、警察、党派机构和大众宣传机构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大屠杀是一个现代精英集团刻意选择的，是因为鼓励仇恨和恐惧以保存自己的权力而导致的结果。” 他们指挥成千上万的普通胡图人加入到“大屠杀运动”中来，成了处死他们的图西族邻人的刽子手。“口令是自上面下达的” ，从首都基加利开始，大屠杀运动迅速推广到每一个县、公社、区和村庄。它利用大众传媒来诽谤图西少数群体和胡图反对派。两者都被说成是与正要进入的“卢旺达爱国阵线”（Rwandan Patriotic Front，RPF）同盟的叛国者。卢旺达的图西人被妖魔化，被控诉为心怀谋杀所有胡图人之鬼胎；他们的标签是叛徒（ibyitso）和蟑螂(inyenzi)。卢旺达城市里的识字率是66％，而29％的人拥有收音机，这使得它的大众传媒在作为动员和宣传工具时是非常成功的 。此前，“胡图人力量”这一组织都还是依靠直接的行动向普通胡图民众显现图西人“背信弃义”的行为并使其恐惧图西人——即伪造“卢旺达爱国阵线”已经向首都发起进攻的宣传，借机开始对图西人展开报复行动。“胡图人力量”还诉诸于传统的召集乡村人们参加公共事务的方式来动员民众，只不过这次的公共事务是大规模屠杀。
    从1990年开始，“胡图人力量”展开对从乌干达进军的“卢旺达爱国阵线”的报复行动，其动员民众进行的大屠杀运动进展非常成功——1994年4月份真正的大屠杀开始时，普通民众已经非常习惯于暴力和屠杀了；以致于命令一旦下达，死难者的速度迅速超过任何现代大屠杀的速度。如果不是因为“卢旺达爱国阵线”三个月后取得了军事胜利，图西人和胡图人温和派可能就都被斩尽杀绝了。
    “大屠杀运动”对于理解卢旺达发生的事件是个关键。卢旺达大屠杀的特别之处不仅在于其组织和速度，而且在于其动员大众参与的程度。成千上万的普通胡图农民和工人挥舞着大砍刀、木棍、锄头或其他农用工具，兴高采烈地残杀他们的图西邻居。这么多的屠杀者是从哪里平地生出的呢？他们在加入大屠杀的队伍时作何感想呢？根据含米特神话式的历史，图西人早已被妖魔化；胡图人应该将所有图西人都看成外来侵略者，因而应该臣服或毁灭图西人。这种“种族”仇视的意识形态在暴力发生之前广为流传，由此可以解释“大屠杀运动”何以在群众中如此成功而迅速地流行开来。因而，不仅要责备欧洲殖民者当年制造了含米特种族主义神话和人为的种族身份与仇恨，也要看到胡图人和图西人自身对于含米特假说的残酷使用。只有如此，才能全面地理解大屠杀的原因。
   
   
    第三节 当代非洲的民族/种族冲突——谁之过？
    从20世纪初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黑暗中心”发表以来，“神秘的”、“黑色的、难以理解的疯狂” 等就成了惯于用来激发白人脑子里刻板的黑色非洲形象的语言。近年来，民族冲突、甚至种族大屠杀接二连三发生，更使非洲适合了西方人熟悉的非洲形象——在这个原始世界里，丛林是非洲绝无仅有的，而非洲遵守且丛林原则也是与生俱来的。1983年春天，戴维•兰博（David Lamb）的《非洲人》出版，其观点是：在非洲浅薄的文明之下，隐藏着一股野性，就好像笼中之狮，正伺机一跃而出。如纽约时报资深编辑伯克力•比尔(Berkeley Bill)所言，“许多美国人仍然认为，非洲那些似乎漫漫无期的屠杀来自于一些神秘的、外来的野性。多数美国媒体在报道非洲人之间的冲突时，都会传达一种‘古老宿怨’的意象” 。1997年10月的《纽约时报》就是这样解释卢旺达事件的。
    许多书籍和文章也都反映出这样一种观念，即非洲人是不同的，天生就有一股无可解释的暴力冲动；因而，在不同民族、种族之间才会结下“宿怨”。《非洲人》出版10年后，又有两位美国记者的书出版，呼应了兰博的主题。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凯思•瑞奇博格（Keith B. Richburg）描写了他所见证的卢旺达种族大屠杀；书中总结道，20世纪，已进化完整的人是不会这样做的。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D. Kaplan）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颇有影响的文章谈到，这里（指非洲）是西方启蒙没有达到的地方，因而会出现无政府状态，百姓贫困，暴乱滋生，身体侵略成为人性的一部分；只有当人们达到某种经济、教育和文化水平，这种特性才沉没不显。在此后的《地球末日：新世纪黎明的旅行》一书里，卡普兰又断定：利比里亚的内战是“新世纪原始主义”的产物，起源于已在非洲热带雨林地区泛滥开来的迷信。但是，这些所谓“新世纪原始主义”和“迷信”的说法，与其说能够解释大屠杀，不如说是西方人对非洲人抱持着新形式的种族主义态度。就大屠杀而言，在非洲历史上，最严重的屠杀是比利时人在今天的比属刚果干的。当时的刚果是欧洲在非洲最富庶的殖民地。在1885年至1912年间，由欧洲军官领导、主要由非洲兵组成的利奥波德国王私人军队射杀、饿死或劳累致死了5百万到1千万土著居民 。
    在非洲近年来的各种冲突中，从1983年第一次乌干达的屠杀开始，此后近二十年发生的各种屠杀，都是多种事件和人物个性等因素辐辏的结果；决非非洲各族间具有某种原始的、无以化解的仇恨，致使屠杀无可避免。发生屠杀的不同的国家——利比里亚、刚果金、南非、苏丹、乌干达和卢旺达等国，在很多方面都大相径庭；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有至少一个世纪的种族或民族专制统治——比利时和英国实施的殖民统治，南非白人近百年的种族统治体制，阿拉伯人统治的苏丹，美国被释放奴隶的后代在利比里亚的寡头政治。这些都是种族基础上的专制，都建立并依靠体制化的强迫性合作机制统治异己种族，而其本质上都是分裂性的社会。专制统治者们设计了一系列维护自己专制的手段：民族/种族差异基础上的军事专制、民族/种族倾斜的教育体系、专制的司法制度等等，尤其最为流行的是“间接统治”，即殖民者利用他们偏向的当地的少数人势力和特权阶层来统治大多数被殖民群体的殖民方式。所有这些专制手段都比所要维护的专制制度本身都更为长久的多，因为已渗透进这些国家的社会和政治肌体，也渗透进社会居民的意识中，非洲各国纷纷实现民族解放后，这些手段又成为比专制制度本身根深蒂固得多的政治文化遗存，因而影响也更为深远得多。所以，应该说，非洲当代的民族/种族冲突是专制历史的遗产，是专制者用来分而治之的策略造成的最后结果。专制时代的另一影响就是，这些国家特别易于成为各种分裂性策略的受害者；加之政治人物与其骚动的环境之间复杂的互动作用，种种因素辐辏，终于导致了大规模冲突和屠杀的产生。
    与“非洲民族之间存在古老宿怨”的臆断相类，在研究非洲当代的种族和民族冲突时，另一个广为流传的谬见是：“部落主义是前殖民主义时期传统非洲的难以消除的遗迹，今天的冲突正反映了古老的、返祖式的敌意。”事实上，我们称之为“部落主义 ”的东西纯粹是一种相对现代的现象，是近代以来非洲对外来干涉的回应而发展起来的。尼日利亚历史学家彼得•埃克（Peter Ekeh）认为，我们今天称之为大规模利用和推行亲缘关系的“部落主义”是在奴隶贸易时期渐渐成为非洲的主导政治生活模式的，也就是18世纪或稍早一些 。当时，非洲许多地方的居民要么是不能够抵挡暴力而被卖为奴隶，要么就是与奴隶贩子同流合污。于是，部落渐渐地成为联合自卫的一种固定形式。为了生存，许多非洲国家渐渐开始依赖于外部的资源来从事奴隶贸易，不管是出口自己捕获来的奴隶，还是进口用来从事奴隶掠夺或防止被掠夺所必需的枪支武器。随着这些国家越来越掠夺成性，奴隶贸易的范围随之日益扩大、程度也逐渐加深，亲缘关系被强化，并逐渐演化成为提防因奴隶贸易所带来的危险的手段。
    “部落（tribe）”一词的普遍使用是在殖民时代，因西方人对非洲人的“原始野性”怀有刻板印象而致。对于19世纪时候如日中天的进化主义的人类学家而言，“部落”社会是构成人类发展的一个早期阶段，在此阶段，只有一些小规模的国家组织、阶级结构、识字程度或其他一些“文明化”社会的特征。将非洲人聚合成可以辨识的“部落”是殖民者们一个方便的行政管理工具；特别是在英国殖民机构之下，在乌干达、肯尼亚和南非这些国家中，行政管理的分部是建立在“部落”分块这种想象的基础之上的。部落主义解决了如何用有限的殖民官吏既统治又利用当地土著居民的两难问题，方式就是把原本毫无瓜葛的群体根据相似的语言和文化基础组织起来。
    殖民统治衰落后，随着殖民霸权遗留的范围内各种不平等的发展，个人与群体之间的竞争日渐加增，非洲各民族的民族意识也成长起来。同样，作为一直以来保护自己的群体免受其它国家侵害的手段，部落的“亲缘合作关系”也得到了强化。后殖民时代也同样盛行着偷运和其他相应的经济犯罪，而且更有许多存在激烈的经济竞争和深度贫困的地方；在这些地方，国家总是被看作代表了某一个占主导地位集团的利益，因而又总是发生致命冲突的地方。因此，在当代种族和民族冲突里面，没有什么“原始”的、非理性的东西。杰出的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桑德布鲁克（Richard Sandbrook）在他发轫之作《非洲经济停滞的政治学》一书中，这样描述道，“我们必须承认，民族自觉既不是非理性的，也不是朝生暮死的。从普通人的角度来看，民族性像阶级性一样，都是政治动员的感性基础。民族动员毕竟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是一种为了追求稀缺的物质资源而将个人熔铸联合在一起的方式。 ”
    应该强调指出的是，尽管“部落主义”——肯尼亚学者米歇尔•切基（Michael Chege）
    称之为“新法西斯式的民族极端主义”——在今日非洲的一些地区极为流行，但越来越多的非洲人赞成民族或种族的宽容、法治和个人权利的神圣性。正在非洲传播的仇恨，像在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并非始于原始的、无以化解的仇恨，而是后天习得的，特别是在殖民专制统治的时代。
    但是，有一点是必须考虑在内的。在长达一个世纪的种族和殖民专制的遗产之中，最严重的是缺少合法的法律机构和负责任的法律。在殖民宗主国眼里，司法服务于殖民当局的统治利益；警务力量则完全不受制约。殖民政权的强制机关——警察和军队、秘密警察——却往往建立在民族基础之上的——即殖民者选择的当地某民族或特权阶层作为殖民体制的支持。因为现代非洲民族国家对于殖民遗产的继承或有意无意的保留，这些强制机关往往会比它们所维护的专制制度要寿命更长它们，这也是国家总是成了某一主导集团利益的代表者的原因。因此，在研究当代种族和民族冲突时，最不应该忽视的是群体的安全这一条
    冷战结束后的十个年头中，非洲仍在全力以赴地与专制遗产作斗争，多数专制统治已成昨日黄花或已经岌岌可危了。但是，根据当前的种族和民族冲突状况，民族分裂的无政府混乱状态被大大地夸大了；因为许多人假设，专制和无政府主义是一线之两端，非洲各地很容易由原来的专制滑向无政府的前景。事实上，应该说，这两者中，一个是另一个的产物。无政府同样是将人性中最坏的东西带出来的真空，其中的权力追逐往往是一场生与死的较量，优胜者通过极度的精明和无情显示出优胜来；于是，最成功的人成了专制者，他们正是从无政府的状态中成长起来的。同样，无政府主义正是专制的工具；甚至最为严格的专制体制——像卢旺达和南非那样的——首先依赖的正是对权力毫无限制的、犯罪式的滥用，其中，所有无政府主义的力量都为我所用，包括纵火偷窃与滥杀无辜。
    从1985年到1994年间的南非，2万人死于黑人对黑人的暴力冲突，这几乎使得向大多数人统治的转型脱离了轨道。然而，点燃这种无政府混乱状态的斗争之火的，正是阿非利卡警察得意地称之为“以有色人对付有色人”的原则。同样，在苏丹，统治这个国家已经好多世纪的北方阿拉伯人，也通过挑起一个非洲黑人部落与另一个部落相斗，以大批杀害南方非洲人。他们称之为“借奴隶之手杀掉奴隶。”
    那些看似无谓的战争中在整个非洲大陆流行，就像病毒在空气中传播：大人物利用小人物，冷酷地抢夺着权利和战利品，成千上万的普通无辜民众却为此而困顿不堪。统治者拉拢各自的代理人，培植军阀，传播仇恨与恐惧，掠夺无知者，生产着谣言和神话，武装民族基础上的军队——用同一民族的亲属来填充警察和军队，将持不同政见者妖魔化为“部落的或信仰的或人民的叛徒”，而这些都是工于心计的专制君主困兽犹斗地应对这个全球化时代的策略。
    被煽动的民族情绪于是成为政治冲突的结果，而非是其根源。在一个没有法制的社会里，民族性是一个合法性与保护权的徽章，也是正义的标记，是使人们依据一个醒目的符码，不分高下聚集起来的纽带；而在非洲种族和民族冲突这种有组织的集体犯罪中，驱动这些冲突的“文化”与驱动西西里黑手党的文化一样，都是以血缘和家族作为将这些帮派联系在一起的规则。非洲当代冲突的战争派别虽然经常被理解成“部落”，而其实质则是作为诈骗钱财的集体，他们的领导人都是为谋求利益而来的；而更关键的问题是，在一个没有法律的环境下，国家本身往往就是一个犯罪团伙，不但有复杂而多元的支持者，且控制着国家本身和其所有的机构：警察和军队、秘密警察、法庭、中央银行、文职机构、新闻印刷、电视和广播。
    后冷战时代一个极为流行的谬见是：民族冲突是“国家（统治）失败”的副产品。卢旺达所表现出来的恰恰相反：一个国家罪犯式地、却也是极为成功地沿着早已经壁垒森严的人为的“种族”等级制度之线进行自上而下——从国家首脑到他的统治集团、直至最小的村长的动员。这使得仅在三个月内就屠杀几十万人成为可能，多数人都是死于大砍刀和木棍这种原始工具。迄今，已很显然，卢旺达的大灾难绝不仅仅是一场简简单单的部落热战。尽管，卢旺达大屠杀的高额数字经常被引用，使它与其他自发的非洲人口屠杀区别开来；事实上，使之与众不同的，并非计算出来的屠杀的人口数，也不是罪恶的深度，而是其他别的因素。
    后冷战时代一个普遍的幻想是：超级大国的竞争抑制了传统的民族对立，而这种对立常常以复仇的形式重新浮出地表。事实上，对立一直都存在。超级大国几乎没做什么抑制传统冲突的努力，而且通过抬高、资助和武器装备那些某一天就会利用民族性窃取权力的专制者们，实际上孵化了这些冲突。受到转变的历史之风的冲击，丧失了超级大国的支持，旧世界秩序中一个又一个战争生物开始通过打民族牌、努力为生存而战。
    直至冷战结束，美国几乎没怎么关注过非洲的法律统治。也许可以这样理解，考虑到与共产主义的全球竞争，我们的赌注是，用最少的付出换取最少的收益，而且拥护“我们敌人的敌人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理性化选择是庇护“非洲标准”，但那些正是历史上暴君和强盗的标准。我们却忽略了所有非洲战争的一个最基本的教训：偏执被不公正点燃，而不公正又引起冲突。
    美国人倾向于认为，非洲的战争远离我们的历史、与我们的利益无涉。事实上，美国与这里研究的几个专制政府都有牵连。不仅仅极端的冷战分子装备、资助、辩解、并理性化的用另一种方式审视，美国的私人利益开户投入了重要的资本。例如，近一个世纪以来，燧石公司在利比里亚操纵着世界最大量的橡胶种植。在1972年布隆迪大屠杀时，图西人统治的军队谋杀了生产10万到20万胡图人。美国的咖啡生产大公司Folgers，占有了布隆迪外汇收入的65%。许多年里，冷战分子和工业家们都受到自由主义分子和非洲裔美国人之间的静静的冲突的教唆，这些美国人因为自身利益的缘故，避免直接把矛头指向黑非洲的专制者。
    克林顿政府总是被责备为无视卢旺达的大屠杀。但是，克林顿总统最近承认belated忽视了卢旺达，与美国人的左派和右派、黑人和白人一个世纪以来卷入到非洲的过程是一致的，与其说这一过程的特征仅仅是忽视，不如说是积极与专制者串通一气。美国正是促成事件发生的因素。
    2000年春季，整个大陆似乎都沸腾起来、吵闹声一片。Swath一大片内部联系、互相强化的冲突一直从东北部的非洲之角延伸到西南部的纳米比亚。塞拉利昂当时是危机，叛军砍杀平民的四肢, 臭名昭著的军阀和钻石偷运犯Foday Sankoh是领导。刚果金则被万花筒似的一群外国代理人和觊觎者撕扯得七零八落。往昔的叛军Laurent Kabila---1997年通过7个月战争将蒙博托（MobutuSese Seko）赶下台的人现在开始对他的盟友——乌干达和卢旺达发动战争，这些国又彼此攻打。联合国估计，在近两年的战争和饥荒与疾病中，有170万刚果人死去。
    同时，在非洲之角，原来的盟国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之间，也发生了骇人的边境战争，那些战壕令人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不能忘记的还有苏丹和安哥拉持续多年的战争，战争几十年了，可苦难依然看不到尽头。苏丹死了近200万人，卢旺达则有80万人被屠杀，利比里亚死了15万人。这些高额数字使得死了2万人的南非看来更像一次和平过渡，但是自1994年历史性的大选以来发生战斗的祖鲁纳塔尔省的这个死亡人数，已经远远超过了北爱尔兰宗派的冲突中30年的死亡人数，也远远超过巴勒斯坦在历时7年的Intifada反对以色列占领中被杀的人口。种族因素会强化我们的判断。事实上，夸祖鲁纳塔尔发生的这些灾难的主体都是黑人。他们多数都肯定是白人的专政策略与遗产的产物。
    非洲的坏人有黑人也有白人，好人也是如此。这说明非洲人的故事与人类的其他部分没有什么不同，不在乎他们有什么不同之处。长期流亡国外的肯尼亚学者米歇尔•切基这样描述说，“今天，在20世纪的人口星系中，已经有一种真正的文化多样性了，晚近发生的黑人法西斯主义提供了政治罪恶的最终证明，这些罪恶与其他种类的罪恶及品质一样，都无关乎肤色。”
    第四节 结论：非洲种族问题共同的症结与出路
    许多帝国主义者，尤其是社会福音主义者，推断：进化不应该用来剥削人民，相反，“盎格鲁－萨克逊人”和“雅利安人”作为世界上最先进和最文明的人，有责任和义务基督教化和文明化世界上低劣的有色人类。与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不同，社会福音主义者承认环境在人类形成中的作用，而且在试图改变压迫性状况时，仍然依赖流行的种族理论。这样，“白人的负担”这个帝国主义者团结一致的呼声，就将福音主义的新教精神与白人至上权和一种家长统治的提升任务融合在了一起。但是，因为有色人的低劣，他们永远都不能被提升到白人那样的阶段；然而，“白人”的命运是去尝试，为了自我实现的目的。这种白人至上主义和大家长态度在美国人中很常见，很多人还将这种种族主义争论内化，来为奴隶制度辩护。实际上，1903年的《美国社会学评论》主张：“奴隶制度是承担起‘白人负担’的最人性、最实际的方法” 。在帝国主义时期，美国和欧洲帝国主义者轻松地就将这些对有色人种的种族态度传递到了全球，国家的部分职责就是臣服所有的人 。
    种族主义一直存在，但它恰恰是在殖民主义的背景下才发展为主导性思想和观念原则的。不是此前就不存在，而是种族主义此时才显明起来，而且在帝国主义背景之下被赋予了新取向和重要性。他们必须将他们的恶劣行为合法化。眼睛的颜色这样的东西就是他们发现能够维系他们的这种恶劣的。这个标准被用在那些相互之间区分不是很明显的人之间，在西方最早的殖民——英国人征服爱尔兰时，就应用到了这一点。在他们的种族主义之下，爱尔兰人不是人，他们是不同的种族，是必须被摧毁和破坏掉的堕落种族 。
    种族主义不是经济制度的产物，它联系着征服，是压迫。压迫意味着掠夺别人，但不一定摧残他们。如果又掠夺、又压迫、又控制、左右着这些人的性命，就要有一套信仰的标准技术伴随着压迫，即说明为什么这样做。这种合理化就成为种族主义，永远都会发现些什么不同之处，比如不同的眼睛或皮肤，太胖，或同性恋。
    种族主义是后天获得或习得的，还是天生就被赋予的？我认为两者都不是正确答案。无疑人性是极其丰富的。任何理智的人都知道我们的坏运最初决定于我们的行为和态度。种族主义并不躲在我们的基因里，而是我们的基因里有提高自我形象的需求，即合理化你所做的。进入社会层面，人际交往的层面，在有压迫和统治制度的地方，统治者、伤害别人的人，一直都在建立自己的合理化体系。不管复杂还是简单，他们都会这样做。一个可能的结果就是，他们生产出了种族主义；也可能是其他一些别的什么说辞。
    美国增加的种族主义导致种族暴力、歧视和剥夺公民权并激发了一套关于种族和种族差异与态度的标准话语。在全球意义上，种族主义在帝国主义历史中扮演着主导性地位，因为美国和欧洲帝国主义者运用流行的种族主义态度和理论去合理化他们对于军事和技术优势来臣服世界上有色人种的事实。帝国主义者依赖科学和圣经证据去制造一系列的混乱和错误，以图验证有色人种的低劣性。这些科学歪曲中，最突出的视运用达尔文关于人类发展的进化论和自然选择学说，科学家们和学者们将其改变为适应种族、性别和阶级的范畴。学者们建构了等级制进化阶梯，白人和白人的分支被置于顶端，黑人在底端或底端以下。他们操纵社会科学中的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和心理学来证实他们的生物学偏见。英国社会学家赫尔博特•斯宾塞和他的学生、美国社会学的创建者格拉汉姆•萨姆讷，坚信人际之间的冲突是好的，因为“自然法”将会选择那些有更高体制与文化的保留下来并进行统治。这样的态度充斥于美国社会心理中。像《巴尔第摩美国人》这样的报纸经常宣称“与适者生存的旧律法相同。弱者必须屈服于强者，而今天的美国种族是地球上最强健、最尊贵的。”美国人和欧洲帝国主义愈来愈白人至上权这个逻辑 。
    种族概念是一种纯粹的人类发明；种族类别的社会划分标准也是如此。种族主义者认定的人类一些群体间的体质差异，被臆想为与人的社会或行为能力之间的差异相呼应。现在，更容易令人糊涂的是，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常常用“民族”来代替“种族”，许多被称之为民族的集团，过去一直被称呼为种族。于是，黑人总是被想象为以某种方式行动且行动能力只能达到某一高度；而白人则以另一种方式行动，同时能达到另一种更高的高度。因此，在一个多种族社会中，重要的不是多种体质特征的存在，而是制造这些体质差异的原因以及制造这些差异的人。对于研究者而言，种族的科学真实性到底有多少并不重要，种族主义作为一个社会的信仰体系才真正具有其社会的重要性。
    种族主义从未止息。随着经济制度、社会结构和制度以及对此种制度的挑战、抗拒的变化，种族主义改换了形式、规模、轮廓、目的、功能不断地重新粉墨登场。我们今天面对的种族主义不是我们四五十年前遇到的。那时，战后之初的英国急需劳动力。为了方便得到劳动力，1948年《国民身份法案》把我们都变成了英国公民。1962年的《联邦移民法案》则迈出了解除这种公民身份的第一步。可见，英国需要的是劳动而不是劳动者。随着第一部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移民法案的颁发，国家种族主义自此诞生。这种以立法形式、政府形式和犯罪司法体系的形式出现的国家种族主义，正式批准了体制性种族主义，同时也刺激了普通民众中流行的种族主义。随着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增多，英国又出现了对这些人的种族主义，不论他们肤色如何。这种种族主义脱胎于对罗曼人和SINTIS以及东欧来的穷白人，假装建立于对陌生人的恐惧基础上，因而被称为“排外主义”。因为指向外国人、陌生人而被称为“排外”，但是排外是形式，种族主义是其内容。应该研究，这种种族主义是如何合成、累积起来的，尤其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在西方大国正在通过立法、政府和媒体的力量将反恐怖主义意识形态体制化的过程中。全球化当然是指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一方面，由共产主义阵营瓦解而带来的；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技术革命的力量引起。前者铲除了资本的所有反对者，后者则使得资本扎根并走向世界任何一个劳力便宜而且充足的地方。
    目前马格里布五国和南部非洲国家民族关系相对平静，特别是新南非的诞生，对缓和非洲民族关系起了十分重要作用。新南非推行的“民族和解”政策，这是非洲人的创举，也标志着非洲人民族理论的诞生。这个理论不仅适合于南非，而且也符合于非洲其他国家的实际，对建设非洲具有现实的意义。这一理论的创立应归功于曼德拉先生。
    曼德拉认为：“所有的人，不管他属于哪一个民族集团，不管他们的肤色，只要他以南非为家，并相信民主和人人平等的原则，都可以认为是非洲人”。曼德拉关于“非洲人”的这一定义是非洲人民族理论的基础，是解决非洲内部民族矛盾的重要原则。新南非推行“民族和解”政策只有几年，民族关系已相对平静。当然，南非的民族政策在实践过程中也有困难，如2.2%的白人要求建立“白人家园”。但这是少数人，总的方面是合作的。
    非洲在独立时“没有继承一个民族，继承的只是一个由于殖民化而人为产生的国家”。（注：转引自张宏明：《论黑非洲的国家部族问题和部族主义的历史渊源》，载《西亚非洲》，1995年第5期，第47页。 ）
    非洲的族际冲突是多层次的，可分为种族、民族、部族和氏族四个不同层次的冲突。因为“同世界其他大洲相比，非洲在种族、文化和语言方面更加复杂多样，因此，在非洲，民族的形成过程也比其他地区更加复杂和混乱”。（注：〔英〕科林•勒古姆著、吴期扬译：《八十年代的非洲》，世界知识出版社，1982年，第22页。）族际冲突在苏丹北方表现为阿拉伯人与南部尼格罗黑人的种族冲突；在尼日利亚表现为豪萨—富拉尼人和约鲁巴人、伊博人三个民族的冲突；在绝大部分国家里表现为部族冲突。频繁发生的族际冲突造成大量居民流离失所，难民问题严重。残酷的屠杀造成难以消除的部族仇恨和心理创伤。利比里亚、卢旺达、索马里都曾发生一族集体强奸另一族妇女、迫使怀孕的恶性事件，其实质是强制同化，妇女身心惨遭蹂躏。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约有30％的人因此而感染了艾滋病。长期的仇杀使对立的各族形成自我封闭，产生敌视他族、与他族不共戴天的仇外情绪，进而发展成不消灭他族就无法保全本族的集体变态心理。布隆迪的部族仇杀不是一般的内战，而是普通老百姓对异族的集体屠杀； 。卢旺达的部族仇杀是有意识的集体犯罪。“人们都是罪犯，又都是无辜者。没有好人和坏人，只有仇恨和暴力。这种情况将很难消除。据有关人士估计，即使以后出现最好的情况，消除部族仇恨尚需几代人的时间。卢旺达将是一个遭受战争创伤而不能自立的国家，5、6年后同样的情况还可能再发生。”（注：陆庭恩、刘静：《非洲民族主义政党和政党制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98页。）
    殖民主义者是今日非洲族际冲突的罪魁祸首。非洲国家当局的政策失误是导致族际冲突的直接原因。苏丹南、北冲突再起就是因为政府“重北轻南”。
    1989 ～1993年发生35次；1990～1994年非洲先后爆发24 次国内战争。 “仅在1996年，武装冲突就祸及53国中的14个”。（注：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向安理会提交的报告：《非洲境内冲突的起因和促进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正如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报告所说：“撒哈拉以南非洲是暴力冲突最严重和政治最不稳定的地区。”（注：〔美〕《纽约时报》，1993年10月13日。）虽然不能说政局不稳完全是由族际关系问题引起的，但可以肯定的是，政局不稳大多与族际冲突有直接关系。
    在非洲，相当一部分国家（约20个左右）由于内战，造成了经济倒退，或发展缓慢，
    究其原因，有一部分是民族相争引起的。只有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重视民族关系的处理，才能使社会稳定，经济发展。
    那些世故的、智力很高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非洲似乎是原始冲突的一个明显特征是这些知识分子在煽动冲突方面的核心角色。
    冷战结束后，冲突基本丧失了“极对抗”色彩，成为一种“外力激活国内制度缺陷而外溢到国际领域”所导致的危机和冲突，即冲突的国内根源作用占主导地位。黑非洲已丧失了在冷战中的战略地位。在经济因素已上升为国际关系的主导因素的时代，由于黑非洲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日益“边缘化”而导致了其在国际政治体系中地位的沦落。大国力量纷纷从这一地区撤退，冷漠成了对待黑非洲最常见的态度。从摆脱大国干涉，独立处理内部事务这一点而言，似乎目前黑非洲冲突性质的变化有其积极的一面，但从世界日益相互依赖这一点而言，黑非洲冲突性质的变化并不可喜：这并不是实力的增加导致能摆脱大国的干涉，而是由于其战略重要性的降低，与世界其他部分断了联系，而这些联系中包括大国插手。 。
    关于非洲冲突的原因的解释很多，基本上都是遵循着内因与外因的思路。但是，追踪非洲冲突的历史，会发现其实很多冲突是一个问题的历史延续。
   
    钻石走私支撑内战
    黑非洲国家以及东南亚和南亚的有些国家，其民族主义在产生时期的形态主要展现为摆脱殖民统治的初始内涵。一旦这个目标达到，“民族主义”就没有了。这一点同拉美刚独立的情况十分相似。与拉美不同的是，这些国家在战后独立时，殖民帝国帮助建立了一个政府，没有出现拉美独立时那样的权力真空。但是，拉美有伊比利亚文明和南美自然风光长期融合而形成的深厚文化土壤，而黑非洲、东南亚、南亚的许多国家却缺乏深厚的传统文化资源。在殖民地时期，宗主国的思想价值体系以及统治机制，是这些国家赖以凝结社会的力量。迟发现代化有一个至今尚未被充分认识的规律：从先进国家输入意识形态同输入技术和资金一样重要。但是由于反殖民主义，这些国家感情上难以像拉美国家那样从西方引进意识形态，所以，就出现了三种情况：（1 ）引进马克思主义，而对马克思主义也仅仅从国营企业的角度加以简单的理解（比如扎伊尔、阿富汗等国）；（2）努力建立新的意识形态， 企图把各个种族、宗教的价值观，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都包容一起（比如印度的“甘地主义”、印度尼西亚的“五个原则”和苏加诺“统一战线”，等）；（3）渲染领袖的开国功绩，利用其卡里斯马形象的力量。
    民族主义的加强和发展常常落后于亚国家意识形态（种族主义、地方主义、宗教主义等）的发展，因为后者有不竭的力量源泉。所以，这一地带的许多国家长期摆脱不掉种族、部族、宗教以及各种地方主义的激烈冲突的困扰，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向传统部落文化汲取营养，并进而导致政治和军事的“再部落化”，这种情况在黑非洲以及南亚、东南亚都很普遍 。[16]
    　　南部非洲国家的内战为何几十年来一直无法停止，而政府军与叛军也斗得旗鼓相当，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开采和走私钻石使得叛军武装财源滚滚。他们或者利用出售钻石得到的美元或者直接利用钻石去换取军火，这使得叛军的武器供应一直源源不断。
    ——非洲一直是被掠夺、被开采的对象。至今，不分什么党派、种族、国家，都可以与资本主义市场相交往。人道主义、理想、等都可以无视。
    两族各占全国人口的85%和14%。前者讲法语，以农耕为生，后者讲英语和斯瓦希利语，从事游牧业。两族不仅语言、文化、经济生活相异，甚至外貌特征都有较大差异，多年来两族积怨甚深，此前20年时间两族间就曾发生过三次较大的武装冲突（1959、1963、1973）。这次部族仇杀的被害者大多数是图西族人，不仅如此，胡图族控制的政府军和民兵对主张民族和解的本民族同胞同样滥杀不误。
    卢旺达的邻国布隆迪的民族问题也与其相似，胡图族与图西族各占全国人口的85%和13%，两族间也多次发生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和军事政变，造成数十万人丧生，上百万人沦为难民。国际社会关注着这两个非洲国家的不幸，也努力提供必要的人道援助，但却无法帮助治愈其部族仇杀造成的巨大创痛。 　　
    历史的经验说明，在一个国家内部少数集团保持自己的文化的努力，降低了集团成员现代教育的水平，从而使他们的经济状况难以改善。这就是所谓的“种族主义陷阱” 。只停留在初始形态上的民族主义，很容易成为社会发展的一个陷阱。
    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有些非洲国家，一会儿搞国有化，一会儿搞私有化，无论怎样搞，既没有摆脱帝国主义金融体系的控制，又没有摆脱新生官僚阶级控制经济的恶劣局面，“国家是垮了的”，“国家官僚不是刺激生产，而是体现了非生产甚至实际上是反生产，……把潜力上最富的国家变成了乞丐和穷光蛋” 。
    在官僚体系严重腐败的国家，民族主义只在其排外的内涵上有载体。“爱国”仅仅在反对外来侵略上有意义，而对于增强敬业精神上无意义。由于缺乏现实的载体，尽管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民族主义的内涵早已由单一排外而扩大到内部社会的领域，民族发展的目标也订得很具体，但这些都只是纸上文章，不能动员广大公民。
    这并不意味着民族的、种族的、宗教的等各种文化冲突已成为或将成为世界的重大问题。它们现在之所以显得突出，是因为冷战时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尖锐的意识形态的冲突消失了。水落石出，石头原来就有。渲染民族、种族、或文化矛盾，是缺乏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洞察。民族主义问题的“复杂”，一半是它在现实中就很复杂，另一半却是被各种文献搞复杂的：语言学的、历史学的、民俗学的、文化人类学的、以及政治学的，等。目前，无论是就现实的关注而言，还是就学术本身的发展而言，在民族主义问题上都需要简约思维的方法。
    民族、种族、宗教的冲突，其关键是“个人”而不是“集团”。 多夫•罗南（DovRonen ）评论非殖民主义时写道：“基本的因素不是人在一个民族中去找到他的身份或成为民族一部分的渴望，而是自己控制自己的生活、实现他或她的自决的个人的存在的渴望。为了达到此一目的，个人有时采取民族的身份方式，有时采取阶级、少数民族或种族的身份方式。”
    种族主义从未止息。随着经济制度、社会结构和制度以及对此种制度的挑战、抗拒的变化，种族主义改换了形式、规模、轮廓、目的、功能不断地重新粉墨登场。我们今天面对的种族主义不是我们四五十年前遇到的。那时，战后之初的英国急需劳动力。为了方便得到劳动力，1948年《国民身份法案》把我们都变成了英国公民。1962年的《联邦移民法案》则迈出了解除这种公民身份的第一步。可见，英国需要的是劳动而不是劳动者。随着第一部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移民法案的颁发，国家种族主义自此诞生。这种以立法形式、政府形式和犯罪司法体系的形式出现的国家种族主义 ，正式批准了体制性种族主义，同时也刺激了普通民众中流行的种族主义。随着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增多，英国又出现了对这些人的种族主义，不论他们肤色如何。这种种族主义脱胎于对罗曼人和SINTIS以及东欧来的穷白人，假装建立于对陌生人的恐惧基础上，因而被称为“排外主义”。因为指向外国人、陌生人而被称为“排外”，但是排外是形式，种族主义是其内容。应该研究，这种种族主义是如何合成、累积起来的，尤其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在西方大国正在通过立法、政府和媒体的力量将反恐怖主义意识形态体制化的过程中。全球化当然是指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一方面，由共产主义阵营瓦解而带来的；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技术革命的力量引起。前者铲除了资本的所有反对者，后者则使得资本扎根并走向世界任何一个劳力便宜而且充足的地方。
    相反，政府帮助资本，尤其是多国公司，渗透到第三世界国家，其主要手段是通过所谓的“资助”——使得这些国家进一步地依附于这些资本——和建立民主制度为名、遵行资本主义道路的督政府。侵入第三世界国家和曾经是共产主义世界的东欧，导致了压迫性体制的建立、独裁的出现、社会分裂、内部战争，这些现象反过来又把这些国家的人转变成欧洲海岸的碎末。正如一个出席欧洲援助会议的斯里兰卡人在会上所说，“正是你们的经济学构筑了我们政治，并且使得我们的难民出现在你们的国家”。
    全球化下、自由市场体制之下的国家，正在实施解除价格管制、私有化、从社会福利转向社会控制和新自由主义政策，或者说，正在变成与民族国家相对的市场国家（如果说民族国家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工具，市场国家就是全球资本的工具）；相对于贫穷的、被剥夺的社会成员，这种市场国家更关注服务于多国公司和大商业。社会改革的进行，不过是限制市场的过度发展。
    “9.11”事件之后，反恐怖主义意识形态使得这种战略更加有效了。这次是以国家、以爱国主义和同化作用为名推进的。所有外国人，尤其是非白人和穆斯林、阿拉伯人，本身就是恐怖主义分子、就是有罪的，直到证明了无辜为止。在过去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下，黑色就是这个民族带着的通行证。今天，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却没有通行证也没有脸面——他们本身就是恐怖分子。
    全球化创造了一种统一的经济体制，“9.11”事件则引发了一种统一的政治文化。总之，通过市场国家这一工具，公民自由正在被削弱，社会关系被降级，公民社会被破坏。自由市场不可避免地破坏了工人的权利，压制了公民自由，民主制度被阉割到只剩下投票权。公共部门被解散，基础建设部门被私有化，社会需求也取决于这种政治文化。通货自由流动，货币本身也成为可以投资的商品，乃至可以影响财政政策。它以降低工作率为代价控制了通货膨胀，以不曾言说的贫穷为代价创造了巨大的繁荣，它破坏了地球，污染了空气，甚至把水也变成获利的对象。这种政治文化建立的基础是贪欲、自我膨胀和将私人关系降低到货币关系（用市场的语言进行）,它将消费主义提升到笛卡尔哲学的高度：“我购买，故我存在”。自由市场预示的是一个并不自由的人。
    但 就是这个全球化，产生了一个统一的、铁板一块的经济体制和文化，这也创造了一种统一的政治斗争。我们所有的问题都被全球化和市场国家这个根源毒害了。因此，我们不仅要统一我们的斗争，还要统一我们的人民，号召我们的知识分子担当责任，使技术为我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