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普森博士：《天下诸番识贡图》技术评论

 2006年03月
 
　　评论家：贡纳·汤普森博士(Dr. Gunnar Thompson)

　　一、该地图的重要性

　　1.这是已知最早的编年世界地图,它的确非常科学并且以相当准确度反映了整个世界。它是一份图解地图，由地区航海图编撰而成，按经纬度组织起来的。像所有早期地图一样，
 
 
  
 
 
 
该地图包含了大量的、需要数十年的探险和测绘工作才能解决的问题。该地图的世界级的范围反映出一种不断拓宽的知识基础，这种知识基础只能是大力推行航海的当局和大批远航的皇家水手们长期共同努力的结果。历史记载证实：中国明朝水手们得到许多盟友的支持，包括越南人，朝鲜人，日本人，和环印度洋沿岸穆斯林等。

　　2.该地图可信吗？地图上的语言和地理标识揭示出该地图处于中国环球探险的范围之内，这种探险始于公元前3千年，在郑和下西洋时达到了高峰。它是中国建立地理科学的明证，也是作为欧洲文艺复兴的基础的中国知识和经济发展的明证。尽管一些学者注意到一些语言上的异常，如“景”字和“上帝”，但中国学者将会对此作出了合理的解释。无论任何时候，复制者在抄录几个世纪前的文件时，出现这种语言上的异常现象实属正常。在西方，语言学专家在估计词语转变为一种语言的转折点时，有时会出现两千年的误差。地图上的描述内容与明初时期的时代背景及图解地图的目的相符。

　　3.为什么最初的作者要制作永乐地图？这幅在太平洋处提到了马三宝(郑和)的天下全舆总图，以及展示了由两个半球构成的统一世界的地图结构永乐王朝对世界进行成功探索的纪念。该地图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中国历代皇帝成功的制作完成全世界风土人情的清单的证明。似乎中国历史上的皇帝都没有被自大心理所蛊惑，而正是这种自大心理使欧洲人一直派军队和传教士周游世界去征服外国、迫使他们信奉西方的宗教。天下诸番识贡图是“科学的地图”,因为它试图按中国的传统相对准确地表达地理概念。它不是严格意义的科学地图，它没有按照16世纪的欧洲惯例在地图上画满经纬线交错的令人讨厌的方格。它揭示了一种将中国置于中心地区的意愿，但不在正中心。这一点表现出从宗教的世界观向更实际的商业和科学的世界观的转变。该地图不是有经验的航海家绘制的，而是由朝廷官方地理学家绘制的。地图名义上的目的是要指引蛮夷国家向明朝皇帝进贡。地图强调最重要的国家，即随郑和船队向中国纳贡或进献礼物和派使臣的国家。而边远的蛮夷国家(如英国和挪威)则被忽略。实际上，英国和挪威根本没在地图上表现出来。这两个国家在当时的欧洲也并不重要，原因是战乱、饥荒和14世纪末横行该地区的瘟疫。因此，该地图简要和主题式地表现边远国家。

　　4.地理上的重要性：这种地图的制作完成只能是发起国---中国大规模持续的环球探险的结果。欧洲直到16世纪末船队已经环球航行后才取得这样完整的全球观。直到1571年，意大利弗兰西斯科·巴索绘制的地图还显示一个巨大横跨太平洋连接北美和中国的陆桥。如此巨大的地理错误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方依赖圣经作为地理知识的来源。那些诸如墨卡托(Mercator)的欧洲人和依靠中国原始资料和天下诸番识贡图的葡萄牙人，能够在欧洲探险家绘出新大陆的海岸线之前就绘制出相对准确的地图。绘制相对准确的大陆海岸线的关键是让海员环绕整个大陆航行。因此郑和舰队的环球探险被完整展示地球上可居住的大陆的天下诸番识贡图所证实。郑和的部下负责为地球上未知地区绘图并将遥远的蛮夷国家的使臣带到中国。这种政治性地图是郑和使命的切实结果。

　　5.社会和文化的重要性：该地图反映出朱棣的命令：要郑和将四海各国的代表作为使节和商业代理带回中国。永乐皇帝预见外国大使在中国的汇聚将代表他所谓的“一个世界大家庭”的宗教和商业利益。这不是征服者的地图，而是在世界范围内促进贸易的地图。因此它比认识到现代全球化或全球一体化的时间还早了近6个世纪。永乐在印度洋的商业扩张中的“纳贡”类似于西方的“交换礼物”。(“交换礼物”的证据可见于1950年在发掘于加利福尼亚北部的带有永乐皇帝年号的铜盘。)尽管中国文献称之为“纳贡”，实际上却是郑和舰队的“宝船”带去大量的珍贵财物分给外国领导人以展现中国的巨大财富，并作为刺激贸易的手段。

　　6.在欧洲探险和扩张中的角色：该地图足以在欧洲早期航海发现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地理准确性。它甚至是欧洲文艺复兴成功的制图和地理基础。地图清晰地揭示了由郑和与明朝建立的巨大的印度洋市场。该市场推动了为欧洲市场提供资金和货物的巨大经济体制的发展。最终壮大成为工厂的“家庭手工业”推动这些市场的发展。商业流通在农民中传播财富，并刺激中产阶级商人的发展。

　　u葡萄牙的地图和地理大发现。我们见到天下诸番识贡图的一部分出现在秘密的帕德拉奥地图或 “国王的地图”上。该地图的一种版本是1502年的坎提诺地图(Cantino Map)。在这一地图上，对非洲的描绘异常准确，只是在苏伊士地峡和西奈沙漠地区有条令人难以置信的“长脖子”。在这点上，它重复了天下诸番识贡图的错误。坎提诺地图还参考了另一张明朝地图，1425山海舆地全图的一部分。汤普森在2005年国会图书馆的郑和研讨会上对这张地图做出鉴定。在西方，从耶稣会的明朝古地图复制品可知，利窦玛用近代西方术语校订了该地图并在1602年出版。天下诸番识贡图可能使当时的葡萄牙间谍恩里库斯·泽曼努斯和马丁·比海姆设计了一张“圈套地图”去愚弄哥伦布。确实，葡萄牙1489和1490地图以马可·波罗起的名字直接在欧洲对面的大西洋彼岸展示了中国海岸线。这些地图上的海岸线和天下诸番识贡图上的中国海岸线非常相似。天下诸番识贡图也促成了寻找到达印度和香料群岛有效海上路线的葡萄牙水手的航海成功。该地图准确地显示非洲和巴西的相对位置，使瓦斯科·达·迦玛得以在1497年向西航行入大西洋，该航行被西方历史学家描述为“难以置信”。事实上，达·迦玛的探险队顺着南大西洋洋流西行到接近巴西海岸的地方。而后洋流带他们向南并最终带他们向东驶向合恩角。顺着迂回的洋流，葡萄牙人避开了非洲西海岸的逆风和逆流。显然，天下诸番识贡图是葡萄牙地图的绘制基础。它为他们提供了对世界大陆的准确认识以及关于广袤的太平洋的早期知识。这一点被瓦尔德泽米勒(Waldseemuller) 1518年出版的名为“卡塔·玛瑞娜”地图(CartaMarina)所证实，该地图源自葡萄牙的原始资料。实际上，它源自明朝天下诸番识贡图。葡萄牙为欧洲其他国家发现和征服世界引路。在西方，学者认为葡萄牙开创了“大发现的伟大时代”。出于普遍流行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历史学家很容易忽略葡萄牙人的探险依靠已经存在的中国地图这样一个事实。达·迦玛的船员谈论过当地商人跨印度洋航行时所使用地图的准确性；而阿方索·德·阿尔布科克也提到他缴获的准确的东南亚海图对于他在16世纪初对香料群岛征服过程中是个相当大的优势。葡萄牙人还获取了拉布拉多和巴西位置的初步知识，他们根据托得悉拉斯条约(Treaty of Tordesillas)(1494)占有了这些地方。

　　这张地图为1585-1620年荷兰大师(墨卡托、奥特流斯、尤迪乌斯)的地图及其后的耶稣会的利窦玛地图提供基础。墨卡托的地图成为近一个世纪的欧洲标准地图。天下诸番识贡图的错误也在后来出版的荷兰大师的地图中出现，因而多少让欧洲水手迷惑。天下诸番识贡图的特征和最明显的错误是跨加拿大和北冰洋的显著的“西北通道”。这造成一种错误印象：认为通过加拿大以北的广阔水道可轻而易举地在大西洋和太平洋航行。天下诸番识贡图上加拿大以北的广阔水域看起来有一千公里宽。实际上，这一水道很窄，有些地方只有100公里宽。也许在13世纪中国水手在这一水道通行无阻，当时马可·波罗游记中有记载。到14世纪，气候变冷，限制了人们向北或极地的旅行。这一水道在15世纪变窄，在16世纪完全被冰封住。最近全球变暖和极地冰帽的解冻重新引起人们对北部水域商业运输的兴趣。

　　二、对地理标识的鉴别——精确、权威、经久不息的明朝地理学的影响

　　1、非洲。

　　天下诸番识贡图第一次准确地标明了非洲的轮廓，除了西奈沙漠地区(1414年的阿尔伯丁·德·伏加地图[The Albertin De Virga Map]更接近于准确的非洲，但明朝地图总体上更好一些)。天下诸番识贡图上的一个地理标识的鉴别(DGM)就是“长脖子”——开罗、苏伊士和西奈沙漠的非洲地区。苏伊士地峡确切的长度约为100公里，然而地图显示的距离将近2000公里。这一超过实际距离10倍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错误。这可以看作“长脖子”型的非洲地图。只有一些不熟悉狭窄的苏伊士海峡的人才会犯这样大的错误。

　　影响：1500年之前的欧洲地图展示的非洲是扭曲的、奇怪的形状。但在1502年，葡萄牙的密用标柱(Padrao)图(或者收录于坎堤诺(Cantino)地图中国王地图)中的非洲形状非常相近于天下诸番识贡图。这一准确的非洲版本唯一的错误就是包含了不可信的“长脖子”。一些欧洲制图师通过从葡萄牙资料直接复制，重复了这种错误；然而，到1550年，这一惯例在整个欧洲被遗弃了，换句话说，这一非洲地理上的错误标识就像雷达显示屏上的信号点只是短暂的存在。很难想象，后来的16、17和18世纪(包括耶稣会)所有的欧洲资料都准确地标明了非洲的“短脖子”，而在18世纪的中国制图师会犯这种错误并且把它用于制造假的明朝地图。在一个有证据证明从明朝地理学还有其他借鉴的时代，葡萄牙地图上的对非洲“长脖子”的简易描述版本是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权威性的和准确性的绝对标识。指明这一错误并没有出现在1590年在中国印制的利玛窦(Matteo Ricci)地图上是很有用的，这说明它们与18世纪的莫易仝绘图资料来源不一，莫易仝复制品必定非常接近明代的原始版本。

　　2、澳洲。

　　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上有两块相分离的陆地与澳大利亚遥相呼应。一块是被称为“南极澳洲”(16世纪的欧洲地图管这个叫南极光地区)的，而另一个较小，位于印度东面的球形岛屿，可以称之为“南海澳洲”。两块岛屿的形状受地磁现象的影响。我们可以认为海员们的海图绘制于不同时期，以反映岛屿区域的明显变化，它是以磁性指南针测定其在地球的区域所在。但这种测定又极大地受移动的南极磁极的影响。实际情况是南极的磁极即是位于澳洲正南端，而且它是以椭圆形轨道从东南向西北方向移动。由于磁性指南针的磁性偏差的影响，这一运动给海员们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不是接近南极点就是远离东印度东部。我可以看到欧洲的地理学者也为相似但运动相反的北极磁极所困扰。在一些地图上，制图者绘制了挪威正东部的格陵兰岛的北极区群岛；一些制图者把它放在偏北的方向；有一小部分放在正确的位置——偏西。因此，很有可能那些不同世纪的但到过澳洲的元朝和明朝探险家很愿意相信实际上有两个不同的地方。另一种情形也有可能影响到这些岛屿、陆地的放置，明朝的制图者在两个交叉的半球内描绘世界的大陆可能会导致把岛屿从南边移至东北边，就为了把它放进其地图里。也许，极地澳洲的概念是元朝航海家的留下的遗产；而南海澳洲的概念在明朝处于更流行的地位。1425年的山海舆地全图上，极地澳洲的标注上有提示说是有鹦鹉的、非常热的地区。这些特征与1418年的天下诸番识贡图上的极地区陆地以及山海舆地全图所描绘的南极洲概念并不完全相符。

　　影响：瓦尔德泽米勒(Waldseemüller)于1507年，在他的地图上把大部分的南海岛看作大爪哇岛(Java Major)，而这是17世纪欧洲地图上澳洲的另一个名称——甚至是在没有任何欧洲水手到过澳洲以前。自从葡萄牙人把接近于太平洋地区的一个岛屿命名为“新几内亚”，荷兰的地图制作师错误地把这一靠近南美洲的不存在的南海岛屿看作为“新几内亚”。由此，1569年的墨卡托(Mercator)地图和1570年的奥特琉斯(Ortelius)地图显然从1418年的明朝地图借用了“南海澳洲”的理念(只是改为“新几内亚”)。利玛窦到达东方时大约在1575年(他住在菲律宾)，他从对当地的水手的了解中意识到在靠近南美洲的南海根本没有这么一个岛。因此，他决定从他那张印制于中国的1590年的地图上把第二个澳洲或称南海澳洲的地方撤掉。自从南海澳洲在中国的耶稣会地图上撤掉后，很明显，中国的耶稣会地图(不包括1418年地图)并非莫易仝1763年所绘制的地图的资料来源。因而我们也更多一个的理由相信，莫易仝地图就是准确的原始明朝世界地图的范本。

　　3、加州岛。

　　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上的北美洲西海岸是一个巨大的岛屿。“加州岛”的概念来自于部分欧洲政府的谍报活动和地理骗局。实际上，英国人弗郎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海盗兼探险家，已经沿西海岸航行过最远至北纬58度线的地方；他的海图清楚地标明加州半岛是北美大陆的一部分。正是因为普遍流行于欧洲交战国的实行假情报政策，这一错误的“加州岛”倒成了17世纪欧洲地图的通行特点。直到1750年这一错误才得以寿终正寝——它不是莫易仝绘制地图时普遍的地理误解。耶稣会地图中，利玛窦的继任者们从未存在这一误解，而且墨卡托以及荷兰制图大师们所绘制的、出版于欧洲的世界地图上也没有。大部分当代的欧洲地理学者和历史学者推测，“加州岛”源于1622年的亨利·布里吉斯(Henry Briggs)的英文地图出版物。布里吉斯地图绘制的整个西海岸，从Puget Sound(安尼亚海峡)到Vermilion Sea(加州湾)都作为一个岛屿。他的地图上有标题注明——此地图来源于荷兰海盗所捕获的西班牙地图。有关于加州岛的概念的真正问题在于：“谁抄袭了谁？”

　　起源和影响：约在1285年，元朝水手所绘制了美洲北极区和西海岸部分。因为探险队伍受制于许多因素，包括在外国的土地上很难取得测量队伍的联系和支持，最后完成的地图是那种在野外的可拼凑的那种地图。也因此制图师的任务还没结束，他们回到中国还要汇集那此野外队伍获得的地图的片段。幸运的是，“新世界”地图的部分片断的复制品被马可波罗带到了威尼斯。在大约是1440年完成的著名的“耶鲁文兰(Yale Vinland)地图”的文件上，我们看到一些“岛屿”显示的就是北美西海岸部分的特征，它们被放置在与亚洲相对的海洋之东，上面有标注：“鞑靼人(元朝的中国人)确认了海外‘新大陆’的存在。”在这张地图上，亚洲东部的一座岛屿具有明显的加州岛的形状。另一个加州岛的版本出现于1511年威尼斯制图师塞万努斯(Sylvanus)的出版物上，可以看到一座加州巴加(Baja California)的形状的岛，但后来被误认为齐潘戈(Cipangu)，其确切的纬度跟加州一样，而准确经度则是在15度以内。显然，对日本的描绘并非疏忽，因为它在外观上非常接近，在位置上也是很仔细地观测过的。另一威尼斯人，博尔多纳(Bordone)1528年出版了相似的加州岛的图示。1500年，一位西班牙的出版商出版发行了《埃斯皮兰丁游记》(Travels of Espelandin)，其中提到，“加州岛”位于东太平洋天堂之西。1656年，法国的尼古拉斯·桑尚(Nicholas Sanson)的地图，所绘的加州岛与1418年地图上的加州岛非常相似。但是，除此以外就没有其他任何相似的特征了，因此也说明了这张法国地图不会是莫易仝地图的资料来源。这个名称可以追溯到马可波罗那里，他与元朝水手在加拿大北极区的游历导致了墨卡托把阿拉斯加命名为“加利弗尼亚”。墨卡托、奥特琉斯和利玛窦的地图上，都有把加州巴加作为北美大陆的半岛的特征。的确，莫易仝没有采用通行的耶稣会地图上加州岛的概念，这一理念极有可能是元朝推迟对西海岸的探险的原因。因此，莫易仝坚持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上最初的加州的绘图样本。直到1425年山海舆地全图汇编完成，中国的制图师都认为加州是个半岛，这些地理上进步要归功于郑和的海员们的航行，墨卡托显然是从后期明朝地理学中借鉴了这个西海岸的概念。

　　4、北极区群岛。

　　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突出了北极附近的小岛群，极地群岛的概念(事实上这一区域并不存在)很可能是元朝探险者在加拿大北极区的活动的产物。马可波罗在1298年报告他的旅行见闻时说，他到过东西伯利亚的一个地区40天，“北极星看起来偏南”这就是哈得逊海湾(Hudson Bay)地区极地磁性漫游的现象。元朝地图和在这一地区的测量活动可能能够解释在拥有极地绘图技术的欧洲水手到来之前，地图上有格陵兰、巴芬岛和拉布拉多这些难以置信的其他标识。1414年地图上更具含糊和示意性的标识是对极地的描绘暗示了制图师已确认了这些小岛。值得注意的是，到某些稍晚的明朝地图——并没有指明这些极地群岛，而只有各种分布在加拿大和俄罗斯上面的北极海域的群岛。就这一点而言，在注明加拿大北极区和西北通道的真实特征上，山海舆地全图做得要比较准确。

　　影响：西方历史学家相信，墨卡托的1569年地图把“极地群岛”的观念介绍给欧洲的地图制作师。墨卡托地图在北极磁性山脉的范围圈内突出四个小岛。墨卡托把这一“北极群岛”的概念归因于一个叫克诺英(Cnoyen)的荷兰探险家和古罗马水手的传说。然而，至少一个西方学者指出，墨卡托其实是从《马可波罗游记》中获得这一观念的，在书中马可波罗提到他在1258年的东西伯利亚航海中到达过的小岛群。在墨卡托考证明朝地图后，这一理念似乎在荷兰的制图师那里获得一些支持。我们都知道，荷兰制图师在16世纪的时候抄袭了大量的明朝文件上的那些欧洲人还没有探索过的“新世界”的地区的特征。在出借给国会图书馆的利玛窦收集品中有一些马可波罗地图，其中一幅有号称“船图”的地图也确认了北极区岛屿和北加拿大的西北通道。无论如何，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上对这些极地岛屿的描绘并没有抄袭或反映18世纪任何的已知的欧洲地图。直到莫易仝制作了他的地图之前，欧洲方面的资料不再出现陈旧的极地群岛的特征。我们可以确认，我们所看到的1763年莫易仝范本除了最初的明朝文件以外就没有其他资料来源了。

　　5、拉布拉多。

　　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上都把北美东海岸描绘成奇怪的形状，拉布拉多和纽芬兰地区似乎是一个巨大的、分离的、东北方向上的岛屿。被分离的大陆位于我们期待发现的格陵兰岛的北极群岛的位置。然而，这显然不像是一个错误，格陵兰岛的北极区群岛的位置我们是可以通过对其他资料的调查进行定位的。

　　影响：我们可以在1507年的瓦尔德泽米勒地图看到葡萄牙版本的与北美洲的东北部分离的区域。在1502年的坎蒂诺(Cantino)地图上亦出现了拉布拉多和纽芬兰地区，但这一区域被认为处于葡萄牙所属的、遵循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1494年)的控制范围，这很有可能是作为对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的错误的考证结果，葡萄牙人错误地相信拉布拉多是在条约线东部。实际上，拉布拉多是在条约线的西部，因此也就是处于西班牙所属的条约区域。这种错误——把拉布拉多从北美的东海岸分开——在1510年以后的欧洲地图上都不再出现了，因此它也不会出现在墨卡托、利玛窦和其他18世纪的欧洲地图上。显然，莫易仝并没有从这些资料上沿袭这些错误。因此，它们必是依照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的原貌，在1763年重新绘制的。1425年明朝的山海舆地全图上的东海岸地区已有一些改进，我们可以说这是郑和的海员们的持续努力的结果。

　　6、佛罗里达。

　　与众不同的北美东南半岛——佛罗里达——在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上完全不存在。在1502年的坎蒂诺地图上可以看到这一半岛，而且，在此后的大部分欧洲海图上也出现——尽管在十年后的1513年，欧洲历史学在官方上都把半岛的发现归功于西班牙人庞塞·德·里昂(Ponce de Leon)。在1569年的墨卡托和利玛窦地图上，佛罗里达是一个明显的标志。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上没有佛罗里达正好说明莫易仝在1763年没有修正天下诸番识贡图。

　　影响：1425年明朝的山海舆地全图上有一个岛可能就是佛罗里达；另外，1436年由安德里亚·比安科(Andrea Bianco)绘制的、葡萄牙的安提利亚岛(Antillia)海图上就有特征突出的佛罗里达半岛，它是附属在大西洋中间的一个叫“安提利亚岛”的东南角。比安科地图上对佛罗里达的描绘，相比较于当时的其他葡萄牙地图的制作水平来说精准得离谱，人们完全可以相信这很可能是葡萄牙人获取了一些郑和在佛罗里达的航海图或陆地测量资料。那么，1532年塞巴斯琴·明斯特(Sebastian Munster)在他的地图中的中国东海岸上附上相似的半岛就没什么可惊讶的了。同样的，当1524年佛罗伦萨航海家吉尤瓦尼·维拉萨诺(Giovanni Verrazano)宣称驶往法国时在佛罗里达-卡罗莱那沿岸看到了桔子园和杏树园。这些都是郑和种植的旧世界的作物，用来为从事海上贸易的船员们提供粮食和抗坏血病的营养物。

　　7、南美洲。

　　值得注意的是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上对南美洲的位置和大小的描述是大体正确的，但海岸线却明显错误。地图显示其西岸有两个凸出，但事实上它仅在秘鲁地区有一个凸出。地图上还有一条水系流向西岸，但是地图却未显示沿东岸的任何河流，而这里本应有宽广的亚马逊河(the Amazon River)和普拉特河(the Plate River)的踪迹。这些河流是所有欧洲地图的主要特征——这使得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莫易仝复制的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并非从任何欧洲资源抄袭得来。

　　影响：墨卡托应该是从明代地图的复制品上抄袭了西岸的形状。而这个在西岸有着两个凸出的错误形状出现在了他1569年的地图、奥特利乌斯(Ortelius)1570年的地图和利玛窦(Matteo Ricci)在中国印刷的修订后的地图上。有必要指出，葡萄牙秘密的标柱(Padrao)(“国王地图”(King’s Map)从明朝时期的另一幅地图《1425年山海舆地全图》上抄袭了一个不同版本的南美洲。所以我们看到两个平行的事件，欧洲人分别从不同的明朝资料抄袭，而他们最终选定了一个最不准确的版本——即早期明代地图上的南美洲。

　　8、斯威特沃特海(Sweetwater Sea)。

　　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在靠近加拿大西北部海岸的地方绘制了一个内陆海。在1569年墨卡托地图上，这个内陆海被认定为“Mare Dulce” 或“斯威特沃特海”，这是一个淡水海。位于加拿大北极圈中的这个模糊的海域可能是元朝远征到此地所留下的遗迹。由于马可波罗与探险家们同行，也可能是他的日志和地图为最初的明朝绘图师和墨卡托同时提供了资料来源，现代学者有时会把这片水域和一个早期概念中的哈得逊湾(Hudson Bay)弄混，但它更可能代表了加拿大北部的淡水湖大熊湖(Great Bear Lake)或大奴湖(Great Slave Lake)。由于到16世纪为止还没有欧洲人踏上这块土地，所以他们显然是从中国地图获得的资料。于是又出现了欧洲人明显抄袭元朝和明朝船队的地理探险成果的情况。而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上略有不同的斯威特沃特海的形状和位置也表明莫易仝并非参考欧洲资料而绘出他的地图。

　　三、中国绘制世界地图的成就

　　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是如何嵌入更宏大的绘图史体系的。

　　1、海经世界地理。

　　目前最古老的中国地图起码可以追溯到11世纪。它是一种示意性的制图，它试图在一个圆圈之内绘出全球所有国家。在高丽它被称为“Ch’onhado”(世界地图)，从19世纪的印刷品中它就广为人知。在这些示意性地图上，中国位于中心位置，周围环绕着包括非洲、欧洲和亚洲的旧世界大陆。而新世界的陆地被绘成巨大的“环形大陆”围绕在旧世界周边。一些学者认为这个世界地图源自公元前3000年传说中的中国皇帝黄帝支持的环球探索。我们在古巴比伦和穆斯林地图中可看到一种类似外围是环形大陆的圆形地图。所以很有可能是中国的环球探索产生了一张原型地图，而它影响了全亚洲和中东地区的绘图法。

　　2、宋朝11世纪的地区地图。

　　11世纪，中国的测量员和制图师绘制出了可与19世纪欧洲地图的精确度相媲美的中国地图。显然，中国的制图师们比西方的同行领先了大约一千年。这种精确程度表明，中国探险家们有能力绘制出地球上任何区域的完善科学的地图。然而仍有一些西方学者置疑古代中国所绘的新世界地图的真实度——“因为它们实在太精确了！”在任何一种情况下，这种对中国地图的置疑都不成立。

　　3、元朝的测绘。

　　中国、高丽、波斯和叙利亚的探险家们绘制了澳大利亚、非洲、美洲西海岸、加拿大北极圈部分、西伯利亚北极圈部分和印度洋的地图。这些远征的成果之一就是阿尔贝丁·迪维尔加(Albertin DeVirga)绘制的威尼斯地图(1414年)，这张地图相当精确的绘制了非洲并且是描述秘鲁海岸和北美东海岸的一个早期版本。元朝的环球探索以及迪维尔加的绘图法体现在梅斯达菲(Mustafi)约于1350年绘制的穆斯林地图上。马可波罗带了其中一些地图的复制品回到威尼斯，这些地图持续的极大影响了欧洲王国的秘密探险的努力。里奥·巴格罗(Leo Bagrow)在1948年第五期的《世界形象》(Imago Mundi)杂志上公布了一系列的“马可波罗地图”。他报导了玛昔安·罗斯(Marcian Rossi)收藏的马可波罗于1295年带回威尼斯的元朝时代的地图。其中，“航海地图”(the “Map with Ship”)目前正被华盛顿特区的国会图书馆研究收藏。马可波罗在其1298年的航海日志中提到，他当时正在西伯利亚以东的航程中，船已经航行四十天了。其中一幅地图显示了他沿着加拿大北极圈地区的西北通道航行的范围。另一幅地图(the Pantect Map)相当精确的显示了亚洲海岸。马可波罗还写到，中国的商人经过整年的航行到达日本东部海洋的另一边的国家。这些国家只能是位于美洲大陆西岸的国家。

　　4、郑和带领下的明朝环球探索。

　　除了绘出东南亚与印度洋港口之间航线的郑和实际航海图的复制品，我们还有一幅明代的非洲和欧亚地图的日本版本，它被称为“疆理图”(Kangnido)。它是一幅错误百出的示意性地图。一幅可能是明代的佛罗里达勘测地图可在1436年的比安科地图上看到——上面的佛罗里达半岛绘制得非常精确。《1425年山海舆地全图》上也绘制了南美洲。南美洲的这个版本被葡萄牙人抄袭到了他们1502年的国王地图上。西方历史学家注意到，这些地图上的新世界地区在西方官方探险家涉足的多年之前就已经达到了惊人的准确度。总体上来讲，明代地图比起前朝已有很大的改进。这反映了郑和的任务就是要确定有效的海上航线以运回驻外大使、珍贵的进口物品以及其它国家的进贡。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是在明朝船队探索世界的基础上达到的中国绘图技术的顶峰。这张地图起码比欧洲的绘图成就领先了一个世纪，成为欧洲在15世纪晚期和16世纪科学绘制地图的基础。欧洲人抄袭中国地理，主要归功于尼科洛·达·康提(Niccolo da Conti)(1425), 葡萄牙佩德罗王子(Prince Pedro of Portugal)(1428)和佩鲁·达·科维利亚(Pero de Covilha )(1487-1493)这些间谍、商人的努力。

　　5、利玛窦地图。

　　中国的耶稣会士发行了一系列真正的中国传统地图，如《1425年山海舆地全图》。这幅地图出版于1602年，上面已经出现较为现代的名称，如“加利福尼亚”、“北美洲”和“南美洲”。尽管这些名称比较现代，中国的绘图师仍保留了古代明朝地图的具体图样。这是一位耶稣会学者维克多·德马泰(Victor DeMattei)的观点，我也完全同意。利玛窦还发表了经修订的奥特利乌斯世界地图，它最先出版于1570年。利玛窦版本的奥特利乌斯地图把中国(而非欧洲)绘在大致的世界中心位置上。同时发行现代欧洲地图和古中国的传统地图是为了证明耶稣会17世纪的地图远远先进于明代绘图师们所绘的地图。通过这样倾向于欧洲风格制图的比较，耶稣会希望证明在科学事业上他们的方法优于中国的方法。耶稣会希望通过这种证明争取更多人信仰基督教，然而在这方面，他们不甚成功。

　　四、中国在欧洲的历史传承

　　中世纪给欧洲留下的挥之不去的影响在于从旧世纪文化死水中留存的自卑、偏执的情绪。欧洲人生活在对于诸如中国、埃及、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的那财富和文化传统所具有的深深的畏惧中。对于欧洲人而言，他们很难接受这一事实：他们自认为在宗教信仰上远远优于非基督教社会，但在物质财富上却远远落后。然而，13世纪欧洲的间谍们从中国带回了先进的发明创造，诸如；指南针、火枪、火药、轧钢磨、机械钟、以及一些先进的航海设备，各式各样的桅杆及船舵，这些技术似乎打开了欧洲通往以军事强力占领世界的通途。军事征服与中世纪的传教热潮让欧洲人在战场上赢得了胜利。与此同时，教会让其信徒记录福音传道的历史，这项任务渐渐演化成为记录欧洲发现史及其征服史。古话云：“历史是胜利者写就的历史”，从这方面来看，欧洲学者在鼓吹欧洲探险者的丰功伟绩并忽视其他民族历史成就方面是有过之而无不及。18世纪欧洲地理学家开始逐步将欧洲地图上中国人和日本人到美洲西海岸的航行的记录删除。此时，耶稣会带回欧洲的那些中国地图的复制品被误解为是耶稣会士们亲自勘测大陆所得的地图——假设中国人无法靠自己完成这些地图的绘制。同样在欧洲有这样的一种偏见，中国人思想狭隘，是不可能有什么大的发现，郑和的成就也只局限在印度洋的范围内而已。明朝和限制对外联系和发展商贸决定，被曲解成中国在努力了解世界开始之前就已经注定这种努力要失败的明证。于是就有美国一位现任的历史学教授最近所宣称的：“中国人不可能绘制了世界地图，因为他们当时根本造不出适合跨洋航行的船只”。欧洲中心论的重负还体现在传统西方学者惊人的错觉中，他们认为直到哥伦布发现通向新大陆之路，新大陆才为人所知。

　　翻开世界历史新的一页。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的发现将迫使西方学者重新评估他们食古不化的教条、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正是这些延误了人们对世界历史真正普遍理解的庆祝。中国人的祖先在探索世界的奥秘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他们对全球人民及历史遗产方面所作出的重要的贡献是值得我们重新认识的，我们将迎来人类知识上的一次大革命。

　　五、结论：明王朝的全球视野

　　人们总是习惯将过去理想化，忽略人类的苦难与不公。然而，就明朝而言，它的统治者的确有迫切的愿望去创造世界范围的经济和国际交流体系。因此必须真正绘制出一幅世界地图，科学地表现所有大陆之间的联系，这是建立世界贸易交流体系的至关重要的工具。所以几乎可以说明朝创造了联合国的前身。不像欧洲人致力于用圣经末日审判的观点来尽可能多的颠覆、改造、纯化异族，明朝人致力于从事制造业，种植果树，并修建基础设施，而这些对于前途不可限量的国际商贸至关重要。当西方人沉溺在忧心世界末日时，东方人正努力建造光明的未来。明朝统治者因为火灾、风暴、彗星、瘟疫等等不祥之兆的出现，而不得不限制与国外接触，这时葡萄牙人及其欧洲的同盟却发起一场似乎由圣经预言注定发生的战争。他们完善了中式的武器装备及航海技术，因而轻易的控制了印度洋及周边市场，而郑和正是试图在这里建立明朝的国际商贸观。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中正体现了明永乐帝-朱棣的统一世界的“家天下”的设想。

　　六、附加的物证

　　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并不是证明郑和及其手下将士们伟大探险史的唯一物证。

　　最近美国西海岸出土了一些中国史前文物，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加州北部发现的一只青铜盘，上面的中文记载与郑和下西洋有关。

　　根据爱达荷州Idaho Stte大学的Xu Yixian教授的解释，上面的铭文如下：“明宣德年间铸”，大量铸造此类铜盘可能是为与沿途土人互换礼物所用。所带回的当地礼物被当作敬献给明帝的贡品，另一古物“赛尔登法典”为古墨西哥书卷，详细说明一墨西哥村落所需进贡的物品。这些特别的清单写就的时间为14，15世纪。本书卷为英国古物研究家约翰·赛尔登在17世纪中国古玩市场上购得，当时他认为这本古书卷是来自古亚洲航海者的行李，这是非常可信的。这幅卷轴是由郑和船队带回，还是仅仅是中国商人在游览古墨西哥时所得仍然处于猜测中。

　　博物馆的与此文物有关的说明非常简单“赛尔登如何获得该卷轴仍是个迷”。其他一些文物，包括古硬币，佛教随身用品以及玉雕品尚未完成鉴定。一般说来，西方人没有什么兴趣去鉴别与亚洲有关的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的东西。除非这种偏见通过教育或实例得以纠正，否则西方对物证的有效分析仍将是不可能的。

　　七、贡纳·汤普森博士的简历

　　1968年伊利诺斯州大学人类学文学学士荣誉毕业　

　　1979年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博士学位，主修复原心理学，辅修人类学，历史，城市区域规划。

　　熟练的艺术家及插图画家

　　5本有关发现新大陆的古航行的作者

　　过去15年钻研古代新大陆地图

　　接受国美国陆军童子军的地图地形学训练

　　美国伊利诺斯州考古学校的实地测量培训

　　美国威斯康星州考古学校的实地测量培训

　　发现历史协会的成员

　　华盛顿地图协会的成员

　　2005/5月在国会图书馆郑和研讨会的演讲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