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与伊斯兰

阿克巴·阿赫梅德(Akbar S. Ahmed)

薛绚 译

绘制政治地图的人，如果眼力够敏锐，就会反对沿用至今的那种笨拙的世界分类法──第一第二第三世界之分、南北半球之分、东西方之分。他会把一九九零年代的世界地图划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向外爆发的，其文明向外伸展扩张，溢出各式各样的科学观念、经济计划、政治抱负、文化符号。另一类是向内聚爆的，任由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各种危机把自己崩垮，无暇去采取积极行动。前者是以乐观态度爆发的，目光瞄准着未来。后者却被自己的历史、传统、种种“必然”、族裔冲突、宗教仇恨压得身心俱疲。

西方的（或者全球的）文明──其实是七大工业国集团的文明──正在向外爆发：其余大部份地区则是在向内聚爆。

这个外爆内爆并存的世界，又被无所不在的媒体压缩变小了。媒体界定了后现代时期的意义：关系密切，距离贴近，连转个身都很难不碰到别人。西方的爆发作用持续不断，藉着支配媒体来扩张其文化疆界。有些地方的传统文明会予以抗拒，有些地方则是适应改变。

大体上，只有一种文化──伊斯兰──仍旧屹立不摇。只有伊斯兰世界，摆好同时承担内爆与外爆的架势，提出一个不可能另成一格的全球观点。因此，伊斯兰显然走上了要与西方相撞的路线。来自西方世界的全球文明与伊斯兰社会相遇，不只有文化间的冲突，也不只是种族的对峙，而是两种世界观点、两种相对的哲学在正面直接争斗。我们可将两者的历史文化繁复结构简化，以归纳出两种不同的立场。一边是以世俗物质主义为依据，另一边是以信仰为本；一边已经完全排除信仰，另一边将宗教放在其世界观的中央。

后现代的挑战
伊斯兰教有传统的诫命，现代精神讲求物质主义的科学理由，两者间早已存在冲突了。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对伊斯兰文化的存亡又是一个更大的难关。穆斯林（MUSLIM，即伊斯兰教徒）能欣赏后现代作风的包容异己精神、乐观主义、自知之明，同时又发觉，后现代的愤世讥讽构成一种威胁，在向穆斯林世界观核心的信仰与虔诚挑战。

虔诚的穆斯林晓得，七大工业国集团文明的问题在于，该有“心”的地方只有一个洞。它的内在是空的，少了一套道德哲学。西方的动力能源是个人主义，是想要支配他人的欲望，是透过消费主义不惜代价谋取物质所得的冲动，是拚命聚积财物的心愿。是这种发狂似的能源在让社会动个不停。

相对之下，伊斯兰教注重的是耐性、常规、均衡。先知穆罕默德警告过我们：急急忙忙是魔鬼所为。但是，后现代是以快速为出发点的。尤其是媒体，凭快速、多变、新鲜而发达，也在这三者之中陶醉。媒体传出的无休止的喧哗、令人眼花的色彩、ＭＴＶ文化的跳动不安的画面，在引诱在骚扰。静默、含蓄、冥想──这是所有伟大宗教信仰宣传的德行，媒体却根本不予鼓励。

电视影集《朱门恩怨》和《朝代》呈现的那种富裕奢华，令非洲人和南亚人眼花撩乱。这些可望而不可即的影像既然不可能成为事实，对地球上的大多数人而言，不过是有害的幻觉。它们不能够解决任何问题，却可以藉着散播羡慕和欲望，把知足、忍耐、平衡的心大量腐化。传统的社会虽然崇尚这样的美德，却已无力使受眩惑的人平静安定下来。

媒体进逼
伊斯兰信徒有史以来从未遭受过像西方媒体这样的威吓。中古时代会有火药传入，穆斯林却能将它收为己用，如巴巴尔（BABAR）便是因为擅长用火药，大败印度人于帕尔尼巴（PANIPAT），建立莫俄儿王朝（MUGHALDYNASTY,1526-1858）。十九、二十世纪的火车、电话，以及飞机传入，代表殖民者的势力，终究为穆斯林驾御而有益发展，如今的西方媒体则是时时存在，而到处存在无孔不入地连连攻击，对人性的每个弱点和瑕疵都不肯放过。

媒体的强大攻势合力朝向穆斯林而来，穆斯林却拿不出自保的办法。尤其糟糕的是，他们似乎还搞不清楚这些打击的本质与目标为何。伊朗社会的领袖们的空洞咆哮，伊斯兰学者们的偏执诉怨，显得可怜兮兮，好像一群侏儒正在内哄，而敌对的那个大巨人已经进逼到城下了。

能感觉大难临头的，倒是一般穆斯林百姓。他意识到这场战争可能有多么大，敌军的武力可能有多么强。本来已早惴惴不安，由于对自己的领袖缺乏信心，更是加倍紧张。

一二五八年的巴格达大概也是这种情势。当时蒙古大军齐聚城下，即将消灭历史上最伟大的阿拉伯帝国。然而，阿拔斯王朝（750-1288）即使从此残败，另外仍有规模并不逊色的文明在兴盛，如埃及的法蒂玛王朝（909-1171）、西班牙的奥玛亚王朝（756-929），以及后来的伊朗萨法里王朝（860-902）和印度的莫俄儿王朝。这一回却是没有转环的对决，穆斯林一旦落败，势必永劫不复。

招架无力
美国政治势力做不到的事，美国的大众传播媒体做到了：美国已经可以支配全世界了。五角大厦（美国国防部）没办成的，好莱坞办到了。这两者之间的关联，有鉴于一项事实──电影与军武是整个美国经济体之中最赚钱的两大出口业。《朱门恩怨》男主角小杰的横扫之势，是杜勒斯（JOHN F.DULLES,1953-59,担任美国国务卿）作梦也想不到的。全世界如醉如痴地观赏美国电视影集重播，大家都在问：“是谁开枪打小杰的？”要不就在问：“罗拉巴默（《双峰》剧中人）是被谁杀死的？”

一般普遍认为，共产主义衰亡与极权统治崩溃乃是西方媒体的最大胜仗。西方媒体以持续不停的宣传攻势，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侵蚀到共产世界的深处，早在戈尔巴契夫未上台以前就宣告共产主义必亡的命运了。

穆斯林在问：西方媒体既已促成共产主义败亡了，它们的下一个对头会是谁呢？答案不难猜中，是伊斯兰世界。在我们这个媒体的时代里，越是传统的、笃信宗教的文化，受媒体逼迫而退让的压力就越大。

每个传统悠久的宗教信仰，不论佛教徒、印度教徒、穆斯林、基督教徒，都鼓励虔敬、默祷、灵修。反观媒体使出的浑身解数，竟是在教人叫嚣、追求物欲、拚命消费、说谎欺诈。媒体上诱人的广告、亮丽的明星，淹没了虔敬克己的思想，夺去了人性最微妙的荣冕──尊严。后现代式风趣的随意唐突之下，谁也无法保有尊严。

有如此不留情的冲击当前，以往那种心灵纯净已经失去保障。无怪乎穆斯林都排斥后现代主义，指之为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就西方媒体所见，“在外头的”（OUT THERE,译者注:此乃后现代主义用语）那些别的文化往往呈现出刻板化的面貌。因此，伊斯兰文化始终处在被排挤贬低的地位。假设ＣＮＮ（有线电视新闻网）有一百小时的报导节目，伊斯兰教也许能占到十分钟，播出来的却都是一群穆斯林乌合之众在烧书或是发飙示威。印度教和佛教被拍摄的画面不外乎一些衣不蔽体的高僧在打坐冥想，否则就是被通俗媒体当作古代残留的奇风异俗谈论。

媒体就是力量
我要强调的概念是，媒体是一种影响力，既可守住文化优势又可扩展政论版图，实在是主力战将。藉媒体之力，不但可以向相对的立场耀武扬威，更可以不让对手进场，当对手根本不存在。由此可见媒体是每个国家必备的首要武器。身为现代人，不可不认清这一点。

西方文明尽管在世界舞台上攻无不克，其人际关系的最基本结构──家庭──却濒于瓦解。这也是穆斯林与西方当代文化产生歧异的主要课题。西方家庭原有的那种凭个人道德品行建立权威的功能，已经因为媒体侵入而削弱了。

伊斯兰社会的理想家庭是完整、团结、安定的。在穆斯林的眼里，西方的消费主义文化──男女关系随便、药物滥用、期望目标过高──的种种压迫，正在伤害西方人的婚姻关系，造成近半数的婚姻破碎。穆斯林恐怕这些压力就要笼罩到自己家里来，更担心自己的宗教信仰会被世俗价值全部淹没。果真如此，穆斯林信仰的公正的、均衡的秩序必将大乱。

西方媒体令身为父母亲的穆斯林反感很深，因为它们呈现的影像一贯具有破坏性，而且威力强大又到处充斥。也因为它们对伊斯兰文化表现的恶意中伤与敌意。电视不断放送给人观看的画面是：两个人在性交、某人以残酷手段伤害另一个人、断肢截肠血肉横飞。搭配熟门歌曲的录影带更是光怪陆离，不是玛丹娜在自慰，就是麦可杰克逊变成一头豹子。

因为有这种影像，其他画面──不论是严肃的记录影片或故作融洽的谈话节目──都黯然失色了。录放影机更是一道陷阱暗门，下面有得是人类能想像出来的最黑暗最堕落的东西，要什么有什么，甚至沙德（MARQUIS DE SADE,1740-1814:译者注:法国色情变态小说家曾因个人变态性虐待行为多次入狱）也会感到满意。

摧毁的力量
西方文明的权威结构已经饱受攻击超过半个世纪，媒体擅闯到家庭之内，将文明底线的家庭内在均衡与权威打乱，致使西方权威系统摇摇欲堕。

以英国为例，家庭中的父亲、街上的警察、教室里的老师、公众眼底的皇室成员和政坛人士，无一不是媒体经常取用的嘲弄题材。男性尤其成了众矢之的，凡是手上有权威的男人都有问题。

不用脑筋的马克思主义知识份子，曾经拿处在权威地位的人作特定耙子。继他们之后，轮到媒体上阵。西方社会里，公的如政治贪污，私的如家庭乱伦，以及学校里的滥权等等都被挖出来，终于把权威受到的最后一点尊重也扫光。旧有的权威结构成了真空。

如果说一九八零代的西方社会现象──女权运动、同性恋、爱滋病──是听从媒体指挥的，九零年代的我们却已经在讲后女权运动、后同性恋、后爱滋病的时代现象了。

伊斯兰社会决不通融的许多立场──如反对酗酒吸毒，如今又重新受到西方普遍肯定。许多西方人也在开始重估离婚、父母亲的职权受威胁、老年人不受尊重、家庭因工作等原因经常迁徒等问题。这些都是严重伤害家庭的因素。所以，穆斯林可以理直气壮地问：我明知这些实验中的做法偏离我心目中的社会架构，为什么要被它们拖下水？我为什么要让只存在一时的价值观──不论它是多么咄咄逼人或光鲜──扰乱我的家庭秩序？

一个提倡善良、整洁、容忍、求知、虐敬的宗教信仰，怎会如此遭受误解谩骂？西方社会时下所认同的许多主张，如反对吸菸、滥用药物、酗酒，如重视家庭生活，都是伊斯兰教一向的主张。JIHAD（圣战）在西方媒体中是个坏字眼，意指某野蛮文化族群发出的有形威胁。其实JIHAD是崇高而强有力的概念，指追求自我提升、改善、精进、为正确理念而奋斗。它具有丁尼生（AIFREDTENNYSON,1809－1892,英国桂冠诗人）的风范：努力、探求、不退缩。

打碎刻板印象
那些我认为乏味无意义的有关伊斯兰教妇女地位的议题，我很想避开不谈，却又觉得必须顺便澄清一下。穆斯林妇女有如无生命的物品、只知顺从待候夫主、深锁在阴暗的家宅里，全是媒体塑造的不实且负面的刻板印象。我认为，这种造型的成因，部份来自西方社会对妇女近乎病态的反感（这可溯源至古希腊时代）。

其实，伊斯兰社会中妇女发展的机会，远远优于孔子给中国社会指示的，优于亚里斯多德为古希腊社会界定的，也优于印度教、基督教社会所能给予的。穆斯林妇女是家中大小事务的要员，不论家中的决策或各种仪典都少不了她。至于某些部落地区的妇女地位卑下，简直没有权利可言，这不是因为伊斯兰教义如此指示，而是由于穆斯林男子专横所致，而且是急待纠正的不当行为。

我们都知道，许多伊斯兰教国家的政治生命因为有妇女的贡献而更加丰富。例如巴基斯坦建国者真纳（JINNAH）的姐妹法蒂玛（FATIMAH JINNAH），曾于一九六零年代发起反对军事独裁者阿尤布罕（AYUB KHAN）的最严厉政治挑战。二十年后，班娜姬.布托（BENAZIR BHUTTO）步她的后尘，向吉亚将军（ZIA）挑战，继而成为首位穆斯林女总理，在当时是全世界有史以来少数几位女总理之一。一九九一年间，贝甘.吉亚（BEGUM KHALDA ZIA）不让布托总理专美于前，成为孟加拉的第一位女总理。

教育方式上，穆斯林也处于莫衷一是之势。亚洲乡间的伊斯兰教学接触不到高教育水平的学者，面临了严重问题。我与正统宗教学者深入群谈之后，才明白症结所在。对伊斯兰宗教学者而言，外面的世界根本不存在，马克思或韦伯之类的著作没人听过。他们以为，有了信心与热忱就可以所向无敌。这种一股脑挡掉的应对方式，使穆斯林极端自负，却也十分危险。他们一旦知道外面还有其他秩序系统，就会觉察这危险之紧迫。莫俄儿王朝皇帝奥蓝则布（AURANGZEB,1618-1707）对自己的老师不满而哀叹，就是前车之鉴。他指责老师言过其实，使他一心以为莫俄儿帝国举世无匹，把欧洲各国国王当作小部落的酋长王公。现今一些最诚实最明智的宗教学者，正在发出同样的警讯。这个立场取舍的难题，引起激烈反应。穆斯林挞伐鲁希迪（XALMAN RUSHDIE，英籍巴基斯坦作家，因为《魔鬼诗篇》遭何梅尼发出追杀令）的行动即是一例，近代史上恰好有类似的先例可以说明其动机。一百年前，欧洲帝国主义不断扩张，从非洲的苏丹到亚洲的斯瓦蒂（SWAT，在巴基斯坦）的穆斯林都激烈抵抗，决心要维护自己的传统生活方式。象征双方激烈冲突的画面是这样的：不识字的部落民众喊着ALLAH.U.AKBAR（真主伟大），手举诵经祝福过的剑，冲向摆好整齐阵式的欧洲军队发射出来的最新式最凶猛的炮火。虽然是送死，穆斯林为信仰献身的决心并不动摇。

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最足以象征西方与伊斯兰文化冲突的画面，也许就是焚烧鲁希迪写的书了。这可以等同十九世纪部落民众的那一次冲锋，现在的这些穆斯林也认定他们是在反抗外人攻击自己的信仰，他们也喊着“真主伟大”，挥舞着长老们认可的火柴，走向正等着拍摄他们的媒体。再一次地，最先进的西方科技与穆斯林的信念相遇；又一次力量悬殊的送死，这一回是穆斯林在西方的形像被扼杀。我们再度看见两个彼此互不理解的体制对撞：一方是强烈的轻蔑与自大，另一方是盲目的自信与愤怒。

穆斯林的悲痛
这种历史的冲突每发生一次就更加恶化，其复杂的本质导致穆斯林无法做出冷静而有意义的回应。在以色列约旦河西岸或喀什米尔丧命的那些穆斯林，他们的清真寺有被拆毁之虞，这些情状在电视上播出，立刻引起全世界穆斯林震惊愤怒。

这两所清真寺（一在耶路撒冷，一在印度）在伊斯兰历史上都具有重大意义，前者是以乌玛尔（UMAR，先知穆罕默德之后的最伟大统治者之一）命名，有一千年以上的历史：后者是以莫俄儿王朝开国国君巴巴尔命名，有将近五百年历史。穆斯林眼见周遭充满猜疑和暴力，自觉处境险恶。最近接连发生的穆斯林杀害穆斯林的事端──如喀什米尔副首长、比利时一位伊斯兰学者、土耳其一位年长的作家相继被杀，都是穆斯林对险恶环境的回应。其目的是要迫使人们投入积极的穆斯林群体，要把骑在墙上的人推下去，要消灭温和派理性派的声音；这正是走投无路的手段。

世界各地的穆斯林都指述遭到极不公正对待的实例，以少数族群身份生活在非伊斯兰教地区的穆斯林，受歧视对待的情况尤甚。现今世界穆斯林总人口之中，处于少数族群地位者占了很大一部份。非伊斯兰教国家之所以存在这些问题，要归因于穆斯林族群之无力可施，也该归因于其领导者之短视。一再发生的开枪打死人的事件，逼得穆斯林走上极端。难道当地政府除了子弹和棍子就找不着别的对策吗？艾克顿男爵（LORD ACTON,1834-1902,英国历史学家）若在世，就会嗤之以鼻：压制有助于腐化，无保留的压制有助于无保留的腐化。

穆斯林本身不是没有错。问题在于其领导者不能解决分期者的温饱问题。伊斯兰教义最强调照顾不幸的人，穆斯林领袖却本末倒置，只顾得去向敌对的人叫骂。

穆斯林领袖之过
穆斯林领袖还有一项重大疏失。生活在西方社会里的穆斯林抱怨受到种族歧视，他们倒应该回头来看看自己的社会。同样是巴基斯坦人，也在为种族不同而杀害对方，这种事在辛德省（SIND）持续多年，手段残酷到极点，甚至于将政治讯息刻在敌对族裔者的臀部。在伊拉克，库德族人死于穆斯林施放的毒气和炸弹之下。在孟加拉的达卡，将近五十万的比哈（BIHAR）难民住在脏乱的营地里，其困苦的遭遇似乎无人过问。比哈人虽被降格成为外者，却自称是巴基斯坦的合法公民。他们错在不该相信巴基斯坦可能成为一个统一团结的伊斯兰国家。一九七一年以后，他们在孟加拉被视为内奸。奉伊斯兰教的巴基斯坦不愿意让这些穆斯林居留境内──他们原是合法的巴国国民，奉伊斯兰的孟加拉也不愿收留他们，所以他们一直生活在难民营的贫困脏乱中，不知何去何从。〔翁玛（UMMAH,意指穆斯林互为同胞）〕的概念非常好，却尚未发挥实效，穆斯林们有待加倍努力。

这个时代里，许多穆斯林领袖和伊斯兰国家元首是遭枪杀亡故的，如埃及前总统沙达特、沙乌地阿拉伯前国王费瑟、孟加拉建国者穆吉布，以及阿富汗接二连三数不清的枪杀事件。另外还有被绞死的（如巴基斯坦前总理布托），被炸死的（如吉亚）。穆斯林对其领导人使出的手段，却远不及领导人对穆斯林群众的所做所为。他们不但用政府公权力──滥杀无辜的乡村民众，在叙利亚、东巴基斯坦（今孟加拉）、伊朗、伊拉克甚至有全镇人遭屠杀的事例。

此外，石油带来的空前财富被空前的大手笔挥霍掉，其挥霍方式也是前所未有的。原本可以用到保健、教育、缩小贫富差距上的钱，转到了伦敦应召女郎的荷包里、法国南部的赌场里、美国的牧场和瑞士的一座座别墅里。伊斯兰国家的石油财富使某些穆斯林变得不可一世，任其家人亲族为所欲为。他们的种种滑稽行径，使本来就想奚落穆斯林的西方讽刺作家当仁不让，拿他们作题材大大发挥一番。一般穆斯林民众当然也就因此心生不满。

建立公正安定之政府的概念是迫切需要的。有些中东问题的专家认为，欠缺公民法治社会将是二十一世纪穆斯林的大患。穆斯林社会的特徵是：压抑而不开放，停滞而不发展。法律业和新闻业不能自由运作，工商业则是由政府控制──不论政府自称是“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皆然。虽然如此，前景未必是完全悲观的。英国学者就曾指出，埃及在长久专制统治的传统背景下，仍能发展出公民法治社会与分权的政府，而且能予以维持。

穆斯林的回应
穆斯林的主要回应似乎只是盲目爱国与逃避现实。这是既危险又注定要失败的。让自己孤立或故意退出国际社会，都是文化条件所致，无不合乎伊斯兰精神。

孤立而自我中心的穆斯林，因为激烈肯定自己的信仰而洋洋自得。这种人以为，天下唯有他们是热烈信教的人。其实基督教、印度教、佛教都有类似的信仰潮流存在，穆斯林却故意不理会这项事实，硬说西方世界怕了他们，被他们的狂热吓住了。他们以鲁希迪被逼得不敢露面为事实证明。显得穆斯林的发言人有自我陶醉之虞。

由于正统穆斯林主张，伊斯兰是涵盖一切、容纳一切的宗教信仰，穆斯林学者和写作者的想法也受此影响。他们的言论越来越尖锐刺耳，与穆斯林的广泛忿怒及无力感是不无关系的。而他们之鼓吹正面对立、诉诸暴力、以牙还牙，却又印证了西方人对穆斯林的刻板印象。按他们所说，温和中庸的立场行不通，走上极端才能引起他人注意问题之严重。在这一片暴力、盲目仇恨、不讲理、不平等之中，或许真有一个合理的立场。最起码，他们的声音会被听见。以前的冷静而有节制的声音，未能把穆斯林的问题排入议程，现在可以用强力达到目的。大家既是生活在相互关系密切的世界里，没有一个国家能躲掉穆斯林之怒，没有一个国家能免疫。

然而，穆斯林即便因此达成目标，暴力酷行毕竟不是《古兰经》的精神，也不见于先知穆斯罕默德和穆斯林古圣先贤的行宜。（译者注：先知与先贤言语行谊传述于《圣训》中，为地位仅次于《古兰经》之典籍。）

伊斯兰精神所在
呼吁求知与平衡的声音──无论发自穆斯林政界或学界──正被鼓吹暴力与仇恨的声音淹没。但是，有两个问题是我们非问不可的。就眼前而言，世界最伟大文明之一的伊斯兰社会，是否除了诉诸暴力就没有其他处理困境的法子了？就长远而言，穆斯林是否甘愿用枪子和炸弹来取代古兰经指示的基本美德：平衡、慈悲、求知、耐心？

伊斯兰是讲求平衡而宽容异己的宗教信仰，所包含的宽广眼界、国际观、生命宗旨，都是令人鼓舞的。平衡是伊斯兰精神的要素，群居中尤其不可或缺。最重要的是取得宗教与人世之间的平衡，这不是指两者分离，而是指两者并立的均衡。穆斯林活在现世里，处在真实世界之中。但是这个现世生活是在宗教信仰的架构之内，穆斯林应当关注到后世与永生。因此，不分商人、学者、政客，凡是穆斯林，都不可以忽视伊斯兰的道德戒律。在后现代的世界里，DUNYA（人世）正在搅乱平衡,侵占到DIN（宗教）的地位。

然而，非伊斯兰的媒体以一贯不改的猛攻，造就成功一个负面的穆斯林形像，甚至促使穆斯林连个性也改变了。穆斯林以本能的反应面对这些媒体的激烈尖刻攻击，因而顾不得维持伊斯兰的固有原则了。而穆斯林领袖们只当目前这种急剧升高的情势是与西方对峙，如此把问题过份简化，已经让他们跌进自己挖的洞里。珍惜知识、追求平等、宽容异己，本来都是伊斯兰的基本精神，却因为这些也是西方社会的明显表征，穆斯林领袖便做出忘本的事来。他们为了确认伊斯兰社会对西方的憎恨，竟然要否决人性的共通本质。

其实真主是无所不在的。古兰经义向来重视人性的共通本质：神的旨意与慈爱及于每一个人，及于“一切被造物”。人世并不是分割成东方与西方的，“东方西方均属真主：你走向任一方，都得见真主之面。”（《古兰经》，第二章：一一五节）神一再指出宇宙创造之巧妙，人种语言之多样。这样的一位神，不可能有偏狭的地域观念或恐惧外人症。一个宗教既然能够肯定民俗学中十二万四千多位“先知”的智慧和虔诚，也就不可能主张自我孤立或排除异己。《古兰经》述及后世极乐的“天国”，更是在鼓励信徒把眼光放远，超越现世的范围。

我们随时可感受神的美意：母亲注视婴儿的目光、升起的太阳、飞翔的鸟儿、春天初放的花朵，无一不显示神的奇妙奥秘，这些不是哪一个族群可以垄断的。苏非教派信徒（为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派别）不一定只在清真寺里见着神，而是到处可看神，甚至在不信神的人群之中也不例外。许多追求知识、发扬慈悲、渴望洁净的人，虽不是穆斯林，却已具备穆斯林的理想品行。又如德蕾莎修女、曼德拉、哈维尔，都体现了穆斯林崇尚的善心与仁道。伊斯兰真精神是没有时地限制的，因此，未来将是正确认知伊斯兰精神的关键时刻，而且正确认知的重要性也不仅只是对穆斯林社会而言。

伊斯兰教对世界的贡献
伊斯兰文化对于跨入二十一世纪的世界能有什么贡献？答案是：可贡献的非常多。如何谋求宗教信仰的生活与人世俗务之间的平衡，即是值得重视的概念。这种身心平衡，对于普遍流露物质主义的当代文明而言，可发挥纠正和抑制作用，并且鼓励慈悲、虔敬、谦逊的情操。穆斯林社会本来就是关爱子女的，加以上述的人生道德重点，足以勾画出幸福的家庭生活、稳定的婚姻，以及周全的老人安养。近年来，西方社会有种种迹象显示，也许让关注与同情心重新回到人际关系之中的时机已经成熟；就这一方面而言，后现代主义的意识也能起促进之功。苏非教派发誓弃绝物质至上的生活，虽有许多人认为他们对整个世界造成的冲击十分有限，苏非教派的言行仍有平衡西方文明优势的功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主张的SULH-I-KUL（人人得平安），乃是伊斯兰教崇尚和平博爱的积极讯息。这个讯息是没有种族肤色或信仰之分的，也经历过时间的考验。难怪苏非教派在西方能够有显著进展，在欧洲的信徒尤其众多。

伊斯兰教认为，求知是最高层次的进取心。《古兰经》与先知圣训一再指示人们应当求知，“知识”这个字在《古兰经》上出现次数之多，仅次于“真主”。先知穆罕默德教弟子们“追求知识，甚而追至中国”。《古兰经》要人们想到自己面对事物之多样多变，而且应当赞叹：“它的记号包括天地之创造，以及你们的语言肤色之各有不同。”（第三十章：二十二节）

有关观念变革与意义重释的课题，伊斯兰教史和经文都谈得很多。以下一段先知穆罕默德与木阿德.伊本.甲巴尔（MUADH IBN JABAL）的对话即是一例。木阿德乃是一位法官，正要前往叶门。

　

先知：你将如何决断疑问？
木阿德：遵照《古兰经》。
先知：如果经上没有呢？
木阿德：依照逊奈（意指伊斯兰习俗）。
先知：如果逊奈也没有呢？
木阿德：我将按道理自行判断。

评断是非可以凭“伊吉谛哈德”（个人自行判断）、“述拉”（咨商）、“伊吉玛”（一致共识）。由此可见，伊斯兰教法重视人的理性判断，赞成合理的抉择与知所变通的行事方法。

ＣＮＮ的天罗地网
不幸的是，穆斯林对于后现代作风的回应却和一百年前是一个样子的：退避，加上激烈表达信仰与愤怒。在北非、苏丹、巴基斯坦，都出现过挑战欧洲帝国主义的狂热穆斯林，遇上敌人炮火轰击，他们便消失在辽阔的沙漠和山区之中。山区和沙漠是可以避开欧洲殖民势力的地方；传统的实力在此，风俗的威信在此，穆斯林复兴的希望也在此。对欧洲人而言，进入沙漠和山区的穆斯林保住的地方是欧洲人来不了也管不着的：穆斯林退回到过去，就当现在并不存在。

但是，一百年后的今天却有一点是与从前大不相同的。百年前的穆斯林可以藉退避来维持固有的生活方式，如今的山区已经被渗透了。科技的前进使人无处可逃：空中的卫星可以追踪阿拉伯沙漠里的任何骆驼，导向飞弹可以射中阿富汗任何偏远山村里的任何一处人家，录放影机也是沙漠帐篷和山村里都有的东西。部落里的穆斯林向来警觉性很高──比都市里的穆斯林反应快，一眼就看出媒体是颠覆传统的潜在祸因。所以，不过几年前，巴基斯坦的蒂拉（乃是偏远的部落区）仍有郑重其事用枪打烂收音机（现代化之象征物）的事发生。这种举动明白告诉年轻一代，不可兴起求变的念头。

如今的媒体却是阻挡不住的：最最偏远的人家也难逃它的渗透，而最最偏远的地方莫过于巴基斯坦俾路支省的马克兰地方。这是穆斯林世界最孤立、人烟最稀少的地区之一，面积广、人口少，没有电，所以也没有电视。这儿没有公路或铁路通往外地，只有区内的镇上有几条沥青路，以外都是是位置随着风沙改变的土路。自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56-323）经印度河的回程中在马克兰迷路以来，这地方并没有什么改变。

甚至伊斯兰信仰也会被地方传统左右而昧于无知。马克兰当地一个土著族群吉克里人，有他们自己的圣地、朝观、天房（供奉神圣黑石之麦加圣殿）、先知。由于他们地处偏远，巴基斯坦正统鞭长莫及。然而，因为有柴油发电机和录放影机这两样奇妙的东西，要看到最新出品的外国影片却不费吹灰之力。这些也是经济能力许可的马克兰人必备之物。我于一九八五年以马克兰特派员身份到此，发现最偏僻村落的居民都有这两样设备。这些数百年未有变迁的社会，会受到当代价值多大的冲击，尚未有人研究过。我们只能依据时有所闻的紧张冲突猜测。在马克兰，传统价值和最新的观念并存，亚历山大大帝的时代和后麦克鲁汉时代齐步。（译者注：麦克鲁汉为加拿大籍大众传播理论家，主张电力科技乃是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延伸，可使人类家族重回“地球村”的状态。）

马福兹（一九八八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最擅长描绘的那种穆斯林中产阶级都市生活：稳定、安逸、不受时代变换影响，也一样被外力渗透了。他于一九九零年发表的小说《宫殿行》，背景是开罗，却可以放入穆斯林世界的任何一个城市。书中人物对话不时引据《古兰经》，涉及阶级歧视与种族偏见，以及隐隐沸腾的性冲突与政治紧张，都十分真切。如今这种封闭的安定不变已经瓦解，再也不能恢复西方媒体侵入之前的完整。西方媒体大军的冲锋突击队──ＣＮＮ和ＢＢＣ，于一九八零年代末期着手对穆斯林世界的卫星直播。马福兹的开罗，从穆斯林世界最西边的马拉喀什（在摩洛哥境内）到极东的吉隆坡都逃不了。

媒体时代已经降临穆斯林的社会。穆斯林必须面对现实：魔鬼当前，再躲都是罔然。

因应后现代
后现代的一九九零年代在穆斯林的“伊吉谛哈德”──信仰内的合理改革──的门上连连敲着，穆斯林如果不理不睬，后果恐怕不堪设想。但是应门之前必须明白这个时代的本质与实力，也得认清代表这时代的是些什么魔鬼。某些九零年代人物是穆斯林不欣赏的，如歌手玛丹娜与作家鲁布迪。穆斯林尤其应当理解，这些人物为什么代表这个时代？

外力进击正当穆斯林体质最弱的时候：统治者腐化、官吏无能、思想软弱无力，是穆斯林社会的特徵。姑不论他们说出什么辞令做出什么姿态，做起事来时常明显欠缺伊斯兰精神。同时，有关妇女、教育、政治的事务，比以往更迫切需要“伊吉谛哈德”，旧的方法和以前认为必然的事，应付不了围攻穆斯林社会的那些势力；我们若不彻底理解自己生活的这个无穆斯林意识的时代，就不可能促使穆斯林社会之进化。

有一位穆斯林也思考了“伊吉谛哈德”的问题，他便是阿加汗（AGA KHAN,译者注：为什叶派之伊什玛仪教派的世袭精神领袖，现任阿加汗四世，具有瑞士学院及美国哈佛大学教育背景），穆斯林在西班牙的衰势令他深思，他认为，活力丧失、积极精神枯竭、只讲空洞教条，都是信心不振的原因。而我们这时代正存有类似的情形：“提倡只可按数百年前模式奉教，乃是提供并不属于伊斯兰教理的时代限制。我认为，身为穆斯林的我应当自问：如何能使伊斯兰道统适用于今天？不论在科学、医学、经济各方面，穆斯林都应思考这棘手的问题。”

要严格划分彼此的界限，在后现代已是不容易的事。人可能有──而且已经有──不只一种身份。例如，一个人可能既是虔诚的穆斯林，又是忠贞的英国国民。多重身份意味着立场折衷，也表示必须包容异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伊斯兰社会与西方对立，会使彼此都陷入为难。

穆斯林要接受的挑战是：怎样才能够保持《古兰经》的精神不灭，实践平衡、慈悲、求知、耐心的经义；怎样使这些讯息不致被我们的时代变成老朽空洞的吟诵；怎样在不离弃经义讯息的情况下参与全球文明演进？

这是决定成败的测试，是最严格的考验。如今的穆斯林正站在岔路口上，一条路要他自我约束，走上世界舞台，演好自己的角色。另一条路带他投入两败俱伤的争斗和无谓口角，让他消耗精力。这是要和谐与希望、要分裂与混乱两者之间的抉择。

西方世界面临的挑战是：怎样把西方理想的公正、平等、自由、自主的观念扩展到自己的领域之外，让全人类共享，同时却不可摆出十九世纪帝国主义的模样，而应以友善真诚对待其他社会文明。

按这个观点看，西方国家应该运用其强大力量──包括媒体力量，来帮助解决一些存在已久的积怨。其中最迫切的、困扰穆斯林社会最严重的，即是巴基斯坦人与喀什米尔人的问题。那些仰赖西方武器和外援的统治者，有必要受一点压力，才会走向接受民主，实施较公平的财富分配，保障妇女、儿童、弱势者、少数族群的权益与尊严。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同样牵扯在这些纠结的问题之中，在这一切未解开之前谈论世界秩序，根本言之过早。

后现代把我们大家都拖入了困境，但困境里也有希望。这种说法似乎乐观得没有道理。从扎根于历史和信心的伊斯兰理念汲取一些忠告。

唯有全体一致的相互包容，不分穆斯林或非穆斯林，在个人立场与内外政策上都以和谐共容为迎接新世纪的第一要务，世人的生活才可能恢复健全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