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克!文

　 在全球化挑战下，我们怎样既立足于本土，充分意识到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同时又面向未来，以更加开放的态度深刻反思长期以来所遭受到的“西方影响”？

　 8月23日至24日，在北京香山举行的第二届中国文化论坛上，数十位学者通过对“传统礼仪”、“农村文明与平民教育”、“城乡关系”、“乡村建设”等方面的跨学科对话，为全球化时代下的“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的研究与实践进行了一次学术梳理。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读书》杂志执行主编黄平表示，首先，论坛是表达对费孝通先生的独特敬意。论坛将探讨费孝通先生于上世纪30年代提出的“乡土中国”问题和90年代以来提出的“文化自觉”问题；其次，此届论坛之所以选择“乡土中国”作为论坛主要内容之一，是因为中国最大的特性是乡土性。会议试图把研究“三农”问题的社会学家、文化学者和历史学者凑在一起，打破学科和领域的界限，共同探讨中国乡土问题。“对乡土中国的讨论是为了寻求什么样的世界和未来更符合所有人追求的价值，其目的是为了追求人类价值的共享。”

　 黄平表示，本届论坛所讨论的“乡土中国”首先是一个问题意识，它包含两个层面的内涵：它既是指地域意义上的中国乡村，又包含着文化向度上的传统文明。黄平说：“中国社会的乡土性，本身也并非是对农村的直接描述，它呈现的是一个问题意识。”他认为，“三农”问题的讨论不仅仅解决他们的穷富问题，还包括他们的社区问题、族群问题和文化问题，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发展的陷阱，“正如费老晚年在日本和学者聊天中谈到，中国传统的东西不是抵抗全球化，而是什么样的世界和未来更符合所有人追求的价值，并达到不同文明的价值共享。”

　 而对“乡土中国”问题的展开必然将扩展到文化层面。费孝通先生晚年提出的“文化自觉”概念，首先是对独立人格、个人尊严、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等问题的关切。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教授认为，“文化自觉”其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之一，儒家自孟子开始十分关注“文化自觉”问题，并作为儒家思想的具体内涵传承下来；另外，“文化自觉”的另外一个内涵是文化的开放和包容，“文化自觉性并不能从民族主义情绪中产生，它只能在与其他民族或文化的对话中产生。”

　 作为“乡土中国”的重要内容，儒家文化在今天乡村中获得了怎样的发展？杜维明教授引用费孝通先生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进行了阐释，这是费孝通先生晚年在日本作的一个杰出报告中提的四句著名的话。杜维明认为，这16个字从儒家哲学看就是一个最高的理想，即是乡土中国在文化与心理发展结构中所蕴涵的价值共享理念———不同文明的价值共享。

　 但许多与会学者对当下语境探讨“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问题提出质疑。瑞士日内瓦大学汉学系副教授张宁认为：“对于文化自觉问题，中国乡村的农民自己到底怎么想，还只是知识精英的一厢情愿？这都是个问题。”同样，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赵汀阳对讨论中用西方农民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农民的精神生活的学术方式表示质疑。他认为，讨论“乡土中国和文化自觉”问题暗设的前提是：“中国的农村生活和西方农村农民相比较，精神的自觉程度要差一些，中国农民比较土，缺乏精神生活，但到底是不是这样？”

　 面对一系列问题和质疑，黄平回应道：“乡土中国的问题的讨论，主要是针对大规模的农村建设带来的精神生活的丧失和文化自觉性的丧失，决不是狭义的农民问题。”黄平认为，应该跳出“三农”谈“三农”。对此观点进行补充的上海社科院研究员童世骏则认为：“文化自觉”讨论的目的不是维持乡村原来的秩序，而是在引进外在制度的同时要有观念的准备基础，而这就是文化自觉讨论的意义，但现代化问题最终还是不能跳出现代化。

　 在谈到乡土中国的重建时，上海大学王晓明教授则认为，如果中国乡土生活意义的丧失确实存在的话，那么它是一系列政治经济遭遇造成的，“重建乡土生活意义依然是需要通过政治经济的途径来解决，而不是仅仅单纯地谈论文化重建”。王晓明认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最后崩溃，始于建国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和经济改革，因此在当下谈乡土文化重建不能孤立于当下的政治经济转型，或者说乡土文化如果能够重建也是整个政治经济发展的产物。

　 具体到当前的乡村建设论题，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张晓山主张建立多元化的乡村组织：自治化的基层组织与自治化的基层政府并存，经济实体性组织和社团组织并存，正规组织与非正规组织并存，合作化组织与非合作化组织并存。他同时认为，其中的关键是政府是否重视社会的多元化。“专业化的社会组织并不只具有经济生产目的。”

　 而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则对“农业生产专业化提高农民收入”这样的判断表示质疑：“这显然没有考虑一些现实问题，比如国家粮食安全策略和人均土地的有限性等。”温铁军表示，建国以来每次经济高速的增长都是以侵占大量农业用地等稀缺资源为代价的，也就是说，所谓经济高增长的背后是农业资源转化了城市工商业资源，但这过程与农村的城市化进程并不同步，农村也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中间转换的差价利润是被城市独吞了。

　 （里克华东师大青年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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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士绅不仅限于“成功人士” 
 

 东方早报  2006年08月27日  

 
　　第二届中国文化论坛日前在北京香山落下帷幕。会议间隙，本届论坛荣誉主席、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教授就本届论坛议题“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接受了上海东方早报记者的专访。

　　早报：第一届论坛上由杨政宁教授提出“文化自觉”。
 
 
儒家传统是如何看待文化自觉的？

　　杜维明：儒家自孟子开始十分关注文化自觉问题。所谓文化自觉，在中国传统中就是对独立人格、个人尊严、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等问题的关切，这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里尤为明显。其影响的直接结果就是，中国知识分子两千多年来对政治、社会问题的关心。

　　早报：但我们对儒家和传统中国社会文化的观点是中国人更关注家庭、宗族、国家等这些社群集体概念，这和儒家文化自觉中个人意识相矛盾吗？

　　杜维明：不矛盾。儒家对个体的理解是放在社会关系网中去理解。个人是社会关系网络的中心点，而不是孤点，所以儒家肯定个人、家庭、宗族、社会和国家的平等地位。族群、语言、信仰、社会等这些都是个人的根源，个人与其他社会关系之间通过对话聆听对方的声音，以达到彼此的和谐。

　　我个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个体与集体的和谐结合是我们当下重提文化自觉的重要传统资源，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不会发展起西方式的自由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原因。

　　早报：在论坛中，与会学者谈到了关于中国乡土礼仪重建问题，但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传统中国的礼仪实际上已经崩溃了。那么您认为，传统礼仪重建是否有可能？

　　杜维明：当然不可能。通过政治力量强加的礼仪值得商榷。另外一方面，传统的礼仪并不都需要恢复和继承，它们中需要被批判和扬弃的内容。所谓礼仪重建，不应该是恢复旧的礼仪，而是结合中国当下社会的具体现实，通过个体和群体自然而然地生长出来。

　　早报：您在之前的报告中提到了中国乡土士绅阶层重建问题，您认为在中国当下社会中，哪些人可以担当起士绅的角色？

　　杜维明：中国的士绅阶层曾经作为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知识精英阶层，在传统中国中对乡土的稳定和发展担当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当下中国语境中，能够重新担当起士绅阶层的群体可能不仅限于传统中国的地方知识分子，而是地方社会中取得杰出成就的各领域人士。商人、官员、知识分子、普通人都可以作为现代乡绅而存在，但前提是他们都应该是具有自我反省能力的人。现代士绅不只是成功人士。

　　早报：讨论文化自觉问题，首先要清楚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与会的一位学者认为，即使是仁、义、礼、智、信等这些我们公认的中国文化特性也并不仅仅是中国文化所特有，他并不认为存在着所谓中国所具有的文化特性，您怎么看？

　　杜维明：把仁、义、礼、智、信等概念简单地抽象为中国文化特性是片面的。讨论文化特性，不仅仅是说有哪些概念可以套用在中国人身上，而是这些抽象概念备有的内涵是什么？同样的仁、义、礼、智、信，中国和挪威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对五个特性的侧重点也是区别的。比如仁、义、礼、智、信中，儒家最关切的是“仁”。所以讨论文化特性，不是简单抽象地归纳和玩文字游戏，而是应该作具体个案的研究。